【翻译硕士】信喵大~秒破【翻译类题材的汉语大作文】_【鬼谷一喵】

有一些学校的翻译硕士汉语大作文~会考到涉及翻译主题的大作文，其实不必花太多精力看理论书，这里搜集整理了相对常...

有一些学校的翻译硕士汉语大作文~会考到涉及翻译主题的大作文，其实不必花太多精力看理论书，这里搜集整理了相对常识性的几位大家对翻译这事的论述，收起来，凑字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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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译论

中文文法本身，从古以来也是有些变迁的，尤其是“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就懂得了。他认为中文文法本身是“有缺点”的，通过翻译而有所“新造”，是很自然的。

1931年12月28日，鲁迅在与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更就此发表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在供给知识分子看的译著中，应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译法。当然，这所谓“不顺”并非将“跪下”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译作“牛奶路”之类，“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为什么要这样呢?鲁迅的回答是：

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他还认为，即使是对普通读者，“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他还指出：

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

由此可见，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容忍“不顺”，并非一种消极的办法，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张，为的是“输入新的表现法”和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因此，他不同意瞿秋白说的这是一种“防守”，而指出：“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

鲁迅还多次论述了“欧化”的问题。在1934年7月18日写的《玩笑只当它玩笑》(载7月25日《申报·自由谈》)中，他针对刘半农反对“欧化”的言论，再次指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8月5日，为反驳有人对他的这篇文章的问难，鲁迅再次说明：“我主张中国语法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并指出，连“欧化”这两个字本身便也是欧化词。

关于在翻译中既必须力求易解，又必须保存原姿，在语言上不必完全“归化”的主张，鲁迅在1935年6月10日写的《“题未定’’草·二》(载7月1日《文学》月刊第5卷第1期)中，还作有精彩的论述：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

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

鲁迅关于翻译的“欧化”、“洋气”问题的主张，看来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益智”，与旅行外国相似，必须有“异国情调”；二是为了“输入新的表现法”，以改进中文的文法。这后一方面，是从属于他的整个改造中国语言的博大思想的；换言之，鲁迅正是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来论述他的“直译”、“硬译”主张的。而我们也必须联系他的这一博大的总体思想，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有关译论的正确性。

林语堂译论

林先生为当代言语学专家，他的《论翻译》一文实是精心杰作，值得学者细心研究的。林氏是将翻译作为一种艺术看待的。他认为翻译艺术所倚赖的有三条：

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

这里用的“手术”一词，意思相当于“技术”和“方法”等。当代香港学者林以亮认为：“这个说法看上去平平无奇，其实却是‘深中有害’，而且非常合乎实际，远较那些……空洞理论来得有用而具体。”(《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确实，林氏这篇论文从翻译实际出发，毫不玄虚，说理朴质。他认为翻译除了上述三条外，“绝对没有什么纪律可为译者的规范”，所以他的论文也“不是要替‘译学’画出一些规矩准绳来，或是要做些削足适履，强人以同的工夫”。但是，他认为以前论述翻译问题的文章，大多或泛论译法，或单论译名，“都是直接出于经验的话，未尝根据问题上的事实做学理的剖析”。而他提出“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换言之，即“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他认为：“倘是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应该指出，林氏是在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

林氏指出，翻译只能以句为主体的“句译”，不能以字为主体的“字译”。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

句译家对于字义是当活的看，是认一句为结构有组织的东西，是有集中的句义为全句的命脉；一句中的字义是互相连贯互相结合而成一新的“总意义”(Gesamtvo0072stellung)，此总意义须由活看字义和字的联贯上得来。其对于译文方面，是取一种态度，先把原文整句的意义明白准确的体会，然后依此总意义，据本国语言之语法习惯重新表示出来。若能字字相对固善，若此总意义在本国文不能用同样之辞字表出，就不妨牺牲此零字，而别求相当的，或最近的表示方法。倘是一成语，在本国语中果为最准确翻译原义的，就是不与原文所用的相同，也可不顾；与其求守原文逐字意义，毋宁求达原文语意，这是字译与句译的区别。

林氏提出的“句译”的原则，为译界所普遍接受，实际上也正是他对前人正确的翻译方法的总结。

朱生豪谈翻译

这里，我们先来谈谈40年代前期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朱生豪的译论。

朱生豪(1912—1944)，原名文森，浙江嘉兴人。出身贫寒，12岁便成为孤儿。这一年，插入嘉兴私立秀州中学读书。该校是美国教会办的，使他接受了英语教育。17岁时，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杭州之江大学，享受奖学金，主修中国文学，兼攻英文。他师从词学大师夏承焘，得以打下坚实的传统文学基础；同时，该校也是美国教会办的，使他更提高了英文水平。该校校长李培恩并对翻译有研究，曾在《之江学报》上发表《论翻译》等论文。朱生豪在校时，即发表过一些译作。1933年毕业后，曾留校担任《之江校刊》英文部主任编辑。未久，转入上海世界书局工作，任英文编辑。这以后，他便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历尽艰辛，包括生病、逃难、译稿被战火烧毁等等，耗尽全力，在十年间共翻译了莎剧三十一种半；在再译五种半即成全璧的情况下，不幸因重病含怨英年逝世!尽管未能译全，但他在祖国最艰苦的年代，保持气节，发奋工作，替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基本完成了一项最艰巨的工程，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的莎剧译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得到国内外莎学界的高度评价。

从小的家庭环境及生活遭遇，使朱生豪形成了极为内向的性格，平时“渊默如处子，轻易不肯发一言”(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在写作上，他一生只是埋头翻译及偶尔创作诗词自娱，也极少写译论文字。除了在给爱人写的当时未刊书信中偶有涉及翻译的零星议论以外，今仅见他在1944年4月写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较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翻译见解：

中国读者耳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闾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竞，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外文原作本有“雅”、“文”与“俗”、“质”之分。将原来“质”的“润

色”为“文”，或将原来“文”的“损色”为“质”，均不符合翻译的准则，因为这样一来，“景象感受，非复等类”了。

钱钟书译论

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还谈到了两种翻译法：

就文体或风格而论，也许会有希莱尔马诃区分的两种翻译法，譬如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然而，“欧化”也好，“汉化”也好，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

这里介绍的外国学者对于翻译的两种分类，令人想起鲁迅1935年在《“题未定”草·二》中说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鲁迅提到的这个问题也就是钱氏说的两种翻译法。日本的《死魂灵》译者上田进是主张尽量归化的，鲁迅则相反。钱氏在这里没有明确表态，但打了两个比方，发人深思。我认为，从翻译的本质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引导我国读者走向外国作家那里去”，因此，鲁迅的主张显然更正确一点。

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中，还对“翻译这门艺业的特点”及难点有所论述：

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往往不能够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彻了解的。对于有些字、词、句以至无关重要的章节，我们都可以“不求甚解”，一样写得出头头是道的论文，因而挂起某某研究专家的牌子，完全不必声明对某字、某旬、某典故、某成语、某节等缺乏了解，以表示自己严肃诚实的学风。翻译可就不同了，只仿佛教基本课老师的讲书，而不像大教授们的讲学；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过溜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一部作品读起来很顺利容易，译起来马上出现料想不到的疑难，而这种疑难并非翻翻字典、问问人就能解决。不能解决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敢或不肯躲闪而强作解人，那更是胡猜乱测的“讹”。可怜翻译者给扣上“反逆者”的帽子，既制造不来烟幕，掩盖自己的无知和谬误，又常常缺乏足够厚的验皮，不敢借用博尔赫斯的话反咬一口，说那是原作对译本的不忠实。

读了这段既风趣又深刻的话，只要对翻译的甘苦略有所知的人，都是会首肯的。

小评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汉语的书面语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变革时期的文字还不是很成熟，所以文字有些晦涩。如林语堂论“句译”一段，WORD标示出十一处问题。同时，变革时期的文字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翻译文字或者说西文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关于翻译的各种问题（欧化，异化，归化等），关于汉语语言向何处变革，有不同的看法。从这几位代表性的名家译论中，我们能有一些了解。如果能够做到像Virginia Wolf的How Should One Read a Book中所述，事先不带有任何偏见，应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