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批评，最好能就事论事

很多人都主张全面地看问题，但囿于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水平，要做到全面非常难，难免挂一漏万。而有些人，撰文只是为了全面而全面，这种全面背后，往往意味着正确的废话多，独特的思想少。所以，在我看来，宁愿“片面的深刻”，也不要“全面的肤浅”。...



有一次，一位读者跟我讲：你关注的东西都是负面的，就不怕读者看了对社会产生怨恨？你经常讲中国人如何如何，是不是太偏激了？

这种质疑算很常见的，但突然被读者发难，我还是有些惊讶。说我关注负面不假，但担心这样的文章会引起读者对社会的怨恨就有点上纲上线了。很多人对社会有怨气是因为自身或周围的人遭遇过不公，而不是因为看了批评社会的文章。况且在信息化社会，声音是多元的，读者不会被轻易误导。君不见，“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退一步说，就算读者看了文章产生了一些情绪，过不多久，也恢复如常了——生活已是如此艰难，大家犯不着因为看了个文章便一直心生怨恨。

类似的问题，作家龙应台也遇到过。她当年的《野火集》风靡台湾。有人问她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龙应台在举了一番生活中小感动的事例后说：“谁说我看不出这块土地的美好，可是我确实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我说不出口。原谅我，我真的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因为我心急如焚。”

如果读者不理解，可能会觉得龙应台是杞人忧天，没事找事，或者是一根筋。但如果你理解，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正如诗人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其实，社会的问题，你说不说，它都客观存在，并不会因为弘扬正能量，问题就迎刃而解。更不会因为没人说，问题就自然消失。而且，作为知识分子，指出问题也是一种责任。萨义德便认为，批判和反抗对知识分子是最根本的。

再说偏激的问题。我自认自己是温和理性的，批评讲究逻辑和事实，并不是煽风点火，哗众取宠。中国人如何如何，只不过是为了表达需要，并非说所有中国人都如何如何，如果吹毛求疵，则几乎每篇文章都能找到偏激之处。比如有人说中国人不爱排队，这只是陈述一种普遍现象，并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不排队。说起这个，鲁迅算是鼻祖了。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如果你不看鲁迅说了什么，只是反问我就是中国人，我就不是这样的，这话说的没道理，恐怕没有理解鲁迅说话的深意。这不是在探讨问题，而是投机取巧。当然，面对批评，还有很多情绪化的回应，比如你批评这鸡蛋真难吃，会有各种反问。

A：这鸡蛋真难吃。B：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A：这鸡蛋真难吃。B：请拿出建设性的意见来，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A：这鸡蛋真难吃。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A：这鸡蛋真难吃。B：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A：这鸡蛋真难吃。B：你就是吃这鸡蛋长大的，你有什么权力说这蛋不好吃？

A：这鸡蛋真难吃。B：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什么目的？

从上述反问来看，都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转移焦点，混淆视听，情绪化很严重。这就不是偏激的问题，而是缺乏讨论问题的逻辑和态度。

还有的人对辩证法运用驾轻就熟，只要你讲的没那么严谨、全面，就以此来指责你以偏概全，而不关心你说的东西是不是客观存在。你说官场很腐败，他说这不准确，多数干部是好的；你说中国道德滑坡了，他说偏激了，自己周围好人好事很多……从科学论证的角度出发，一个命题凡能举出一个反例，那么这个命题就不成立，但写文章，往往做不到如此严丝合缝，有争论也是正常的。当年，胡适与李大钊等人开展“问题与主义”之争，细细看来，大家共识很多，所谓争论，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罢了。

很多人都主张全面地看问题，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囿于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水平，要做到全面非常难，难免挂一漏万。而有些人，撰文只是为了全面而全面，这种全面背后，往往意味着正确的废话多，独特的思想少。所以，在我看来，宁愿“片面的深刻”，也不要“全面的肤浅”。

最后再说说批评。虽然官方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人也讲究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其实，没有几个人喜欢听批评，闻过则喜只是传说。比如有的人写个文章，会自谦说拙作，欢迎批评指正，但你一旦真指正，对方就有些不高兴。所以，大家会讲究批评的艺术，而很少提赞美的艺术，更多人也愿意听赞美，哪怕是溢美之词。

而且，批评既有难度又有风险，可谓费力不讨好。拍马屁只要不拍在马腿上就行，而批评需要有独立的观察，深入的思考；表达要有理有节，不能故作惊人之语，甚至泼妇骂街。批评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你的批评可能踏破舆论的尺度；另一方面，你的批评随时可能引发别人对号入座。那么，别人就会犯嘀咕：社会问题那么多，别人问题那么多，是不是就你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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