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凉山现代性

我的凉山兄弟：土匪兄弟的现代性寓言

我的凉山兄弟：土匪兄弟的现代性寓言...

“这是一个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戒、艾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谊的故事。”故事源起于四川凉山地区的毒品与艾滋问题，人类学者刘绍华详细记录了诺苏人的生活经验和个人口述历史，呈现出现代化转型时期一个边缘群体的遭遇、认知、思索、接受与挑战。作者更深层的关注，在于透过表面的社会问题，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并试图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形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这正是医疗民族志的精髓。

土匪兄弟的现代性寓言

by 蓝佩嘉（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四川西南凉山州的利姆乡，是个从州府西昌还要坐上十小时颠簸巴士才能到达的偏远山寨。这里是少数民族诺苏族的故乡，也是人类学者刘绍华的田野地。她想要探讨一个基本而重要的疑问：为什么这个贫困偏乡会成为海洛因和艾滋病双重袭击的“重灾区”？

绍华于是捆起包袱，进驻当地进行为期一年的参与观察。身为一个汉人女性，她无法被归入在地人群的分类；靠着偶然见了鬼，她因而得到当地人的接纳；外来者的身分却让她得以跨越性别界线，结交外人眼中的“土匪”或当地人称的“兄弟”。

绍华从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回到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工作后，陆续重访凉山，见证了疫情的肆虐以及地方的衰败，也被当地不稳定的电压烧坏了几台电脑。这本书先由美国史丹佛大学出版英文版，而今增补改写为你手上的这本中文书。当朋友们赞叹她的勤奋与效率时，绍华如是回答：我得赶快写，赶紧替他们“翻案”，否则赶不上田野里死亡数字的攀升。

凉山兄弟的故事，是一个现代性的悲剧寓言。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来说，现代化历程有着双重阶段。首先，一九五六年起，中国政府在凉山强力开展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计划，对诺苏族人烙上“野蛮民族”与“落后乡巴佬”的双重污名。中国政府透过集体公社的制度、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摧毁了在地的社群关系（贬为“奴隶制”）与文化仪式（抑为“迷信”）。

其次，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凉山被市场的力量再度整合进资本主义现代性。城乡与区域间的发展不均，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急遽扩大。利姆地区的低度发展与边缘化，加上市场文化的全面蔓延，促使诺苏青年跃入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行列。离乡进城探险，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到城里耍一耍”，成为利姆年轻男性的“成年礼仪式”，以在摩登城市中冒险犯难来成就男子气概。然而，不谙汉语、不擅经济理性的诺苏人，在竞争激烈的都市经济里难以成功发迹，许多只能以偷抢扒窃来谋生。在城市耍玩的历程中，海洛因被利姆年轻人视为一种时髦奢侈品，是时尚与地位的表征，而非主流社会所界定的“毒品”。成瘾的流动青年传回凉山的，不仅是海洛因，还有日益扩散的艾滋疫情与社会苦难。

本书也从医疗人类学的角度，深入分析艾滋污名的社会建构以及艾滋防治的政治经济学。外来的卫生人员与干部往往不能理解，何以当地人对于艾滋感染者并无歧视，绍华则贴近诺苏文化的道德世界，帮助我们体察当地人有关疾病与死亡的分类。吊诡的是，国家与国际卫生组织所推动的反艾滋污名行动，反而引入了艾滋的污名。本书检视国际艾滋防治合作计划的失败，批判官僚体系与外来专家看轻与漠视地方文化，未能与在地社会关系结盟合作，以致于无法有效控制艾滋的新兴危机。这方面的分析对于公卫政策与医疗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反省。

在学术的分析语言之上，本书伸出温柔的手抚慰苦难与死亡。透过“伤心人类学”的书写，让我们从同情性的理解中，营建包容差异与见证苦难的疗癒力量。绍华这样描述她受病痛与死亡所苦的兄弟们：

有人无法脱离海洛因，似乎未能从这场通过仪式中走出来。在此中介阶段停留太久的结果，让他们一直处于混沌状态。未能返乡重拾原有的生活，也未能在城市中寻得合法的生计，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们身心俱疲，生病与死亡更成为常态。

当代欧美人类学已被后现代的抽象论述与反思叙事所占领滩头，绍华不逐流行，坚守民族志的传统，以白话、生动、准确、流畅的文字，剖析社会变迁的物质过程、洞察社会灾难的结构根源，见证了现代与传统、全球与在地、生命与死亡的交织辩证。本书不仅应该成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者的必读教材，对于在现代性洪流中载浮载沉的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得到重要的启发。

本文选自刘绍华《我的涼山兄弟》群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此书简体中文版本已于最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