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仨：钱钟书、钱钟韩与钱钟泰

三兄弟平日难得见面，好不容易凑在一起，难免要提及往事。...

1983年，《岁月的河》作者在南沙沟一所幽静的住宅，见到了钱氏三兄弟。提起这三兄弟，知识界的人士都不陌生：最年长的钱钟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蜚声中外的学者；居次的钱钟韩，是江苏省政协主席，南京工学院名誉院长，自动化专家；最年轻的钱钟泰，是中国计量科学院副院长，计量专家。

三钱中钱钟韩、钱钟泰是亲兄弟，钱钟书是他们的堂兄。凑巧的是，他们三人都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这次政协会上，钱钟韩、钱钟泰未见到钱钟书。一打听，得知他告病在家，便相约前来探望。当时身为记者的作者闻讯，也随后赶到钱钟书家。

我们到时，钱氏三兄弟正坐在客厅里话家常。钱钟书的客厅也兼作书房，收拾得很整洁。靠南的窗前，放着一张写字台，西墙根摆着一对沙发，北面的书架上堆满了各种文史书籍、工具书以及英、法等国的文学作品。钱钟书显然对清末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吴大澄的作品有偏爱，书架上有他的《说文古籀补》，东西两边的墙上则挂着他的字画。挂在西墙上的条幅，是吴大澄用篆体书写的一副对子：“二分流水三分竹，九日春阴一日晴。”吴大澄是江苏吴县人，对子写的无疑是春日吴县一带的风光。挂这副对子，许是寄托了钱钟书夫妇对家乡无锡的怀念吧。

我们知道法国最近出版了法国外交部中国司司长尼古拉·郁白译的钱钟书的专著《诗学五篇》和西勒维·塞尔旺-施塞贝尔和王鲁合译的钱老的小说《围城》，而且风闻法国方面已邀请钱老去访问。因此，落座后我们顺便问及此事。钱老告诉我们，他已收到法国寄来的样书，同时也接到了法国方面的邀访函。说话间，他从书架上取下几本印刷得很精美的法文书，递给我们大家看。钱钟韩注意到《围城》的封面上印着一张30年代的结婚照，男方是一位穿马褂的青年，便有些惊讶地问：“他们把你的结婚照都印上去了？”仔细一看，他笑了：“可不是嘛！这一登读者可要弄误会了！”钱钟书用宽厚的口吻笑着说：“他们是随便找了一张旧相片就印上去了，也许是为了说明主题，增加吸引力吧。”

我们问钱老，他的《围城》国外出过几种文本？他连连摆手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钱钟韩对他这位堂兄显然是很佩服的，抢着告诉我们：“有英、法、德、日、俄五种译本。”

我们问钱老：“法国方面已正式发出邀请，你打算何时应邀呢？”钱老告诉我们，他暂无应邀的打算。他颇为风趣地说：“年龄大了，也不适合走动。同老家具一样，不能随便搬家，搬家会搬坏的。”

人都容易触景生情，遇故怀旧。三兄弟平日难得见面，好不容易凑在一起，难免要提及往事。钱钟韩回忆起了当年和钱钟书一起在苏州桃坞中学读书的情景。他告诉我们，他选择工科作专业，和钱钟书还有一定关系。他说：“我小学、中学都和钟书在一起读书。我们家是搞古代文学的，所以我们的古文都有一定基础。可是慢慢我发现钟书在文学上很有天分，我比不上他。我觉得他已经选择了文学，我再去搞没前途。我感到人应该用其所长，我这人逻辑性强，于是我就改学了工科。”

钱钟书觉得堂弟太谦虚了，便说：“他在学校功课比我好，考清华时，他是第二名，我才第五十几名。”钱钟韩忙分辩道：“我是门门功课差不多，没表现出哪方面有天分。”

从两兄弟口中我们得知，从上大学开始，他们便分道扬镳，钱钟书上了清华大学，钱钟韩上了上海交大。钱钟韩当时同考上了清华和上海交大，为了显示道路的区别，最后他选择了上海交大。后来，他们虽同时到英国留学，但钱钟书进的是牛津大学，钱钟韩进的是伦敦帝国工学院，文理分途也由此成为定局。离开英国后，他们又分赴法国和瑞典继续深造。

话题从当年求知的经历，转到了当前的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问题上。钱钟书说：“我虽因病未参加大会，但也认真读了总理工作报告。报告讲了扩大对外开放，还讲了要继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两点很重要，而且相互有联系。我对扩大开放是坚决拥护的。今后只能放得更开，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要开放，就必须要尊重知识，爱护人才，非如此不行。”

他指了指自己和钱钟韩说：“对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现在的确已经够尊重，够优待的了。但对中青年知识分子，恐怕照顾、爱护得还不够。在大学教课的中青年，现在普遍课程重，工作条件差，待遇低。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对中青年知识分子，今后还应考虑如何进一步照顾与爱护他们的问题，要有具体办法，要真正为他们解决困难，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当然，‘四人帮’倒台后，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的确是越来越重视了，广大知识分子开始扬眉吐气，精神上很畅快，这是好的一面。另一方面，还应该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钱钟韩表示赞成钱钟书的意见。他在担任政协的职务前，一直在南京工学院工作，很了解学校的情况，他说：“现在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比过去高了，但工作条件却还不够好。拿南京工学院来讲，目前中青年教师办公时，连桌子也不能保证一人一张，在办公室无法备课。回家吧，由于住房紧，家务杂，也很难安静下来，长期这样怎么行呢？”

谈到这里，他颇感慨地说：“所以，怎样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环境是很值得研究的，也不是加点工资、给套房子就完事了。工作条件有有形的，还有无形的。有形的是指办公条件、住房条件；无形的则是指时间上、精神上的条件。现在不少学校以与学生接触时间的多少来衡量评价教师的工作，甚至评职称也看这一条件，这是不科学的。应该让教师有学习和提高的时间。就像蚕一样，要给它吃桑叶，它才能吐出丝来；不给它吃桑叶，老让它吐丝，结果它只能把旧东西拿来不断反刍。教师不吃知识桑叶，拿不出新东西，和学生接触时间再多，对学生也无多少好处。关键不在接触时间多少，而在于能不能真正给学生以启发。孔夫子与他的弟子三个月才见一次面，谈得也不多，只是在紧要关头点两句。大学教师对学生也只能是紧要关头点两句，其余时间应该让学生自己去学。这样，教师也可以有一个积累自己的知识的过程。”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钱钟泰插话说：“用接触时间多少作为衡量工作量的标准，实际是用计算简单劳动工作量的办法来对待复杂劳动。”

钱钟书接过话题说：“据了解不少大学对课时规定得很死，搞得教师争相开课。有的人又没有能力开那么多节课，结果只能用些空话去拉长课时，这样对学生也没好处。”

他话锋一转，很恳切地说：“所以，也一定要给教师创造无形的条件，给他们留出精神上的空间，让他们有回旋余地。”

钱钟书随即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他用诙谐的口吻说：“爱护知识分子，还得注意别把他们捧坏了，提坏了。现在有一种风气，知识分子做出了一点成绩，访问者就接踵而来，闪光灯对他闪个不停，有的还很快调离业务岗位，提拔去做行政领导。这对他们没有好处。鸟儿唱歌时，是不能观察的，一观察它肯定就不自然了，唱不好了。人被闪光灯一照，也会不自然的。报道有好的一面，有鼓励作用，但也有不好的一面，报道过了又容易使被报道者飘飘然起来，反而不好好工作了。所以报道一定要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千万别过头。”

钱钟韩又补充说：“知识分子一出名就被提拔去做领导是不好。许多人学有所长，也喜欢在业务上有所发展，一搞行政，业务上就荒疏了，这未免有些可惜。”

两位兄长中肯坦率的言词，无疑触动了钱钟泰。他50年代初期到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留过学，回国后一直在计量科学院工作。他虽然今年也已52岁，但在年过七旬的哥哥面前，却只能算是小弟弟。因此，他一直插话不多。此时，他忍不住说：“这次总理工作报告讲扩大对外开放，我是衷心拥护的。我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按人口，平均约有五分之一的科技成果出在中国，但还有五分之四的成果出在其他国家。如果不开放，不和外界接触，还有80％的人类成果我们就不能和其他国家共享，这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大开放显然是对的，这个门不能关。”

他的开场白吸引了在座的人，两位兄长的眼中均露出了赞许的神情。钱钟泰接着说：“要扩大开放，要利用别国的科技成果，要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当然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种尊重首先要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上，知识分子都希望在自己工作的领域作出成绩，如果能理解他们的这一心愿，让他们出成绩，这可以说是对他们的最大尊重。要让知识分子做出成绩，加强规划十分重要。但我在实际工作中感到，这一工作做得不好。规划的重点本来应该放在研究经济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不少科学规划安排，一是放在国内用不上但在世界可以争名次的项目上，二是放在一些急功近利的项目上，这些项目其实就是应用别人的成果，本来用不着研究。由于经费安排给了这些项目，本来需要加强的经济技术基础项目却安排不上。拿我搞的计量科学来说，本来最需要保证的基准标准的研究，经费却没有保证。”

他真诚地说：“我希望这种状况能够改变，希望能安排一些国家需要、知识分子又能有用武之地的项目。”

接着，他不无忧虑地告诉人们，目前知识分子出国成风。有的人到单位后，不好好工作，光抓外语，千万百计找机会出国留学。这种风气与他刚参加工作时的风气很不一样。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与国内不能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成绩有一定关系。现在出名的科学家，许多都是外国人捧出来的。有的人出去留了趟学，外国人有了评价，再回来身份就不一样了。在国内哪怕干得再好，也常常没人知道，所以不少人想走绕道成功的路子。他希望这种局面也能改变。他认为能正确评估国内的知识分子，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

此外，他还说：“我希望国家科研任务的经济政策能放宽一些。目前，国家下达的科研任务不能提取奖金，搞得人不愿接受国家项目，宁可去承担合同项目或协作项目，因为后者可以提奖金。这方面的政策如果不放宽，会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发展下去会使一些科研专业队伍散掉。如果到这一步，就太可惜了。因此，我切望这方面有所改进。”

钱钟泰一席话，显然深受两位兄长的赞赏。钱钟书说：“到底是搞实际工作的，讲的这番话很有道理，连我都很受启发。你应该整理出来，作为建议提交大会。”

钱钟泰告诉两位兄长，他已经这样做了，钱钟书这才放心。

告别三兄弟后，我们仍深为他们的这种责任感所感动：他们关心的难道仅仅是知识分子吗？不，他们关心的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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