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

杨绛，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北京，原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另...

杨绛，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北京，原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

杨绛先生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是“钱钟书夫人”，两人的爱情历久弥新，如同杨先生所言：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

十岁，实足年龄八岁半的时候，杨绛就自己收拾了小箱子，打定主意跟随姐姐去上海上学。嘴里跟妈妈说“我愿意去。”心里还是舍不得，流得满面是泪，却还要暗自庆幸：“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

一个小女孩，就这样长大了。

杨绛上中学的时候，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学生运动很多。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游行搞宣传，拿一个板凳，站在上面向过路群众演讲，呼吁革命。杨绛也被推选去搞宣传，这次她不想参加。原因很简单，“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学校有规定，只要说是“家里不赞成”，把责任推给家里，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

可杨绛的父亲一口拒绝了，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还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敢！”杨绛苦着脸说。

第二天，杨绛到学校也不说什么，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杨绛

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这就是与钱钟书的相识与相恋。对此，她母亲唐须嫈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一九二九年，二十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钱钟书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校园内名气很大，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没遮拦。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文章，是清华出名的才子。杨绛与他相识在一九三二年春天的清华校园。

这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追述了她对钱锺书的第一印象：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钱钟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

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杨绛脸面的白洁红润，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还带着一丝腼腆。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钟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这是多么诗情画意的回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杨绛

钱钟书谆谆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尽管已经一百岁高寿了，杨绛的日常起居照常如初，她往往到凌晨一点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年事虽高，九、十点钟还是下楼小区“遛弯”，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作息有规律，每天坚持写作，甚至练字。

杨绛在访谈中再三强调自己“甘当一个零”，她说：“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绝不还手。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本文摘编自罗银胜著《杨绛传》以及杨绛个人作品，由本平台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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