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校长老师

民主校长，从小事做起

（压题图片为我几天前在千岛湖所拍。）学校民主，当然主要有赖于校长创建一个民主的治理体系，让每一个教师的主人地...

（压题图片为我几天前在千岛湖所拍。）

学校民主，当然主要有赖于校长创建一个民主的治理体系，让每一个教师的主人地位，不是源于校长的个人作风而是来自制度的保障。在这方面，北京十一学校的李希贵已经做出了有益且有效的尝试。但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个观点最早是杜威提出的。在杜威那里，“民主”的含义是很宽泛的。他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并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认为，这是杜威对民主更为深刻的理解。将民主看做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即认为民主不只是一种形式或者说外在的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的修养。这种内在的修养体现于日常生活和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相信人性的潜能；相信每个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家庭背景、经济水平，其天性中都蕴含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相信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人与人之间是能够和睦相处能够真诚合作的。民主的生活方式，意味着自由、平等、尊重、多元、宽容、妥协、协商、和平等观念浸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体现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既然民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制度”。因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和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民主的政治制度需要社会土壤，这“土壤”便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同样，民主的生活方式需要制度保障，这个保障制度便是民主的政治制度。好，还是回到学校民主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富有民主情怀的校长，他除了追求学校制度中的民主含量，还把民主精神通过日常生活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并渐渐化作全校师生的生活方式。

比如称呼。我之所以建议把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行政管理者都叫“老师”，正是基于“平等与民主”的理念：就一般意义而言，校园的所有从业人员都是教育者——不仅仅是每天上课的教师，也包括所有行政管理者和后勤人员，不然怎么有“全员育人”一说呢？既然如此，用“老师”取代行政职务而成为校长、副校长、主任们的称呼，不是很自然的吗？对此我已经有文章做过专门论述，这里从略。这里再补充两点：第一，学校工作人员之间互称“老师”，这对其他学校也许只是一种设想，但对我所在的学校来说，是现实。武侯实验中学许多老师都叫我“李老师”而不是“李校长”；当然，也有少数老师习惯了叫“李校长”，那也没关系，我只是倡导而非强迫。不只是我们学校，我知道全国还有一些（当然不是所有）学校，校长也被称作“老师”的。至于有的校长的个人品质和业务素养是否配称作“老师”，那是另一个话题了。第二，因为传统习惯的原因，也许在有些学校里，校长不愿意老师称自己为“老师”，而老师也不敢称校长为“老师”，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追求平等与民主的原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朽文献《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序言题目是《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说明在理念的追求上，教育就是应该相对于“现实”有所“超前”，或者说通俗地说，叫做应该“理想化”，不然就不叫“教育”。不能因为中国现在许多民众的民主观念和民主素养还不够强，便放弃我们对更加民主的社会的追求。一百多年前，去问问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中国需要不要皇上？”可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答案都是：“那当然啦，这世道没皇上还得了？”但这种“现实”并没有妨碍孙中山们对共和体制的追求，并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我这个类比并非“上纲上线”。我想说的是，不能因为有的校长“官本位”思想严重因而一线老师不敢称校长为“老师”，我们就放弃追求校园的民主生活。

又比如校长的大会讲话。校长在全校大会讲话，也能体现出校长本人对老师的尊重——而“尊重”是民主的基本要义。我这里说的还不是作为名词的“讲话”内容，而是指作为动词的“讲话”行为。第一，校长对大会讲话的认真备课。我每次大会讲话都必须精心准备，PPT反复修改，尽可能完美。既然校长要求老师们认真对待每一堂课，那么校长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对待每一次大会讲话呢？第二，校长讲话的时间控制。我只是一名教师的时候，和几乎所有老师一样，特别反感校长说话啰里啰嗦，没有时间观念，一讲就是一下午，完全不顾老师们的感受。因此我每次大会讲话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我今天的发言时间是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或“二十分钟”。我大会讲话经常都会插入视频，或给老师们播放纪录片、故事片，但如果纯粹是我个人讲话，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也有两个小时，但这种情况不多。我认为，控制讲话时间，就是对老师们的尊重。所以我曾经给老师们说：“我规定的讲话时间一到，如果我还在讲，老师们可以走，不是你们不尊重我，而是我首先没尊重你们！”当校长九年，我一直严格遵守讲话时间，从来不拖堂，所以老师们从来没有在我没讲完话之前离去过。第三，站着讲话。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大会，主席台一侧有发言席，但那是给一般发言者提供的，而主要领导则是坐在主席台中间，最后他做“重要指示”的时候，不但是坐着讲，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他想讲多久就讲多久，他什么时候讲完什么时候才散会。对此我特别反感。所以，在我工作的学校，每次大会我一律站着讲话，并严格遵守时间。以此表达对每一位老师发自内心的尊重。

再比如参加各班毕业照时和孩子们一样站着。每当学年结束，校长们都要应邀参加各班的毕业照。每当这时，许多校长都已经习惯于坐在前排，校长两边依次坐着副校长、主任和老师。我当校长第一次被邀请来到毕业班已经站好的队列前，看到第一排的椅子很不舒服，感觉了一种“官本位”的气息。我当即请求把椅子撤了，无论校长还是班主任或科任老师一律进入学生的行列，和孩子们融为一体。我记得当时孩子们都鼓起掌来，开心得不得了。从此以后，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的毕业班合影，前排都没有椅子，因为所有老师（我这里的“老师”当然含校长和主任）都站在孩子们的队列中。这个细节已经是我校的惯例或者用一个大的词叫“传统”。师生平等，在这一细节中成为校园的一种常态。

民主及高度民主，是人类的追求，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追求。高度民主的社会需要具有民主素养的公民，因此培养真正的公民是学校的责任与使命。无论生活方式，还是制度建设，一个学校的民主取决于校长的民主情怀及践行。在这里，“践行”就体现于一些小事上，除了上面所例举的几点之外，还有很多——把自己的手机号向全校师生公开，随时倾听最需要关心的声音，并给老师说：“我就是你的110！”大型集会或活动，校长讲话时，第一句话不是：“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而是：“亲爱的孩子们，老师们，尊敬的各位领导……”每次要找老师谈心时，应该事先预约，和老师商量谈心时间，而不是打电话下命令：“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每次参加学生的活动，没有特殊原因不中途退场，如果非中途离去不可应该给孩子们解释并表示歉意；每当孩子们到校长办公室时，校长第一句对孩子说的话应该是：“请坐！”并送上一杯水……只要真正把老师和孩子放在心上，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不是“故作姿态”。

陶行知曾指出：“民主的时代已经来到。民主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对于民主的生活还不习惯。但春天已来，我们必须脱去棉衣，穿上春装。我们必须在民主的新生活中学习民主。”公民的诞生，当然不仅仅是学校的事，还和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关，但作为教育者我们不可能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与社会的改造，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够做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说，校长的民主素养至关重要。因为没有民主的校长，就很难有民主的教师；而没有民主的教师，就很难有民主的学生，即未来的公民。

2016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