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悲情千年回响（下集）

百年悲情

千年回响——读郝继文著《百年碑情——傅山书x26lt;郭泰碑x26gt;及清初地方文化的秩序》（下集）...

百年悲情千年回响

——读郝继文著《百年碑情——傅山书

及清初地方文化的秩序》

（下集）

三、死生契阔

死生事大，不可不察。《百年碑情》之《第一章：榜样与教化——郭泰之死》中，简述郭泰“早孤”“少孤”“求学”“游学”“名列八顾之首”“一言毁誉”，尤其“吾（林宗）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运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盖盘桓潜居之时，非在天利见之会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末若严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抱朴子•正郭篇》，可见，郭泰对国势和己运已了然天机。所以，才有他 “辟司徒掾，举有道，皆以疾辞”的选择，才有“潜隐衡门，收朋勤诲，童蒙赖焉，用祛其蔽”的“阖门教授”。蔡邕“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一语定评，千秋无愧。

介休林宗祠旧影

《后汉书•蔡邕传》说蔡邕自少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会制作焦尾琴。桓帝时，蔡邕因擅鼓琴被宦官强征，称病不赴，“闲居玩古，不交当世”。灵帝时，蔡邕以郎中校书东观，深感儒家经典因年代久远而文字讹误，建议朝廷“正定《六经》文字”。之后，蔡邕奉命主持其事，并将校定的群经刻石立于太学门外，此即著名的熹平石经，并以当时学界领袖与大书法家的双重身份亲自“书丹于碑”。但蔡邕终因弹劾宦官而差点丢了性命，最后“减死一等”流放朔方。遇赦以后，“亡命江海，远迹吴会”达十二年。鲁迅因此说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

傅山所言：“无至性之人，不知哀乐；有至性之人哀乐皆伤之”；“形可以使枯槁，而心未尝能如死灰”。对至性至情之人，生比死有时更难。傅山给二字傅眉写诗到：“本自才情人，遭际令独立”“若不达观，真是憋杀几个读书求志之人。”傅山晚年“悠然篱菊老，可不咏荆卿”，实是一种“三盏醮新榨，回头看苍茫”的无奈。达观面对生死，便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契阔。

四、孤峰独峙

郭泰、蔡邕、傅山都是多才多艺、至性至情之人，彼此会心之处，都留在了《郭泰碑》的字里行间。《百年碑情》之《第四章：桃花一曲——傅山与介休》中，继文说：“回首《郭泰碑》一事以至诚之心追及前贤，实有吐尽肝胆之意了。”傅山平生喜游历，足履三晋大地，下江南，赴东海，有“身行万里半天下”的壮游之举。傅山的绵山之行，给绵山抱腹寺所题楹联：“阅名山多矣，无如此石凌空，生成的一片袈裟，十方圆盖；瞻佛像巍然，自有真神出现，修炼来三花聚顶，五气朝元。”再加上傅山《介山石乳泉》《题神林介庙》《义棠旅次见常山女子诗用妆茫棠三字三首》《三道河绝句（两首）》等诗作，可见，介休在傅山心中的分量。继文在 “傅山与介休士绅的交往”一节中，引出了傅山书写《郭泰碑》的缘由。介休士绅是因为傅山与郭泰品行相类，书法水准极高，才决定邀请其为康熙十八年修缮的郭泰祠墓更竖其碑的。

傅山晚年，自叙“诸缘皆断，亦唯留笔墨”。傅山答应介休友人的敦请，并于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4月，携其孙莲苏及离石石匠王良翼、茹谦一同来介休主持刻制《郭泰碑》。正如继文在书中所言：“傅山以年迈之高龄，尚亲为刻制，刻工一切全部亲为张罗，可以想见这一事件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

之后，继文通过精审的考证，对《郭泰碑》成碑时间、隶书成就进行了论述，并指出傅山《郭泰碑》“错构”性的美学突破，“重构”性的多元调适，“三体”“解构”性的破体联络，“傅山晚年的熔铸之力确实非同一般。”“这是一个集大成的塑型，是对汉碑的解读重组。”换言之，傅山书写此碑时，放弃了自我，放下了观念与主张，放下了老来玩世的心态，恬静安详地犹如宗教般献祭，把技术处理当做服务于主题的技能。《郭泰碑》作为傅山晚年的至性至情之作，孤峰独峙于书法碑苑，让无数书学后来者沉潜含玩，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