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第二十六篇《柏舟》

 

《诗经》第二十六篇《柏舟》:写出了妇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愤懑痛苦,忧愤成疾,以诗言志,表示绝不屈服命运之意。...





【篇目】


  [作品介绍]

  [注释]

  [译文]

  [赏析一]~~[赏析五

【古风泊客一席谈】

柏舟  [诗经·国风·邶风]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作品介绍]

《国风·邶风·柏舟》,全诗五章,每章六句。为古代华夏族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篇,其作者难以考证。此诗以“隐忧”为诗眼、主线,逐层深入地抒写作者的爱国忧己之情,倾诉个人受群小倾陷,而主上不明,无法施展抱负的忧愤。全诗直诉胸臆,径陈感受,风格质朴,其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善用比喻,而富于变化,另外其语言亦复凝重而委婉,激亢而幽抑,侃侃申诉,娓娓动听,在《诗经》中别具一格。





[注释]

1.泛:浮行,漂流,随水冲走。

2.流:中流,水中间。

3.耿耿:鲁诗作"炯炯",指眼睛明亮;一说形容心中不安。

4.隐忧:深忧。隐:痛

5.微:非,不是。

6.匪:同“非”。鉴:铜镜。

7.茹(rú如):度,或容纳。

8.据:依靠。

9.薄言:语助词。愬(sù诉):同"诉",告诉。

10.棣棣:安和。

11.选:同"巽",屈挠退让貌。另一说同“算”,数,计算。

12.悄悄:忧愁。

13.愠(yùn运):恼怒,怨恨。

14.觏(ɡòu够):同"遘",遭逢。闵(mǐn敏):指中伤陷害之事。

15.寤:睡醒。辟(bì必):通"擗",捶胸。摽(biào鳔):捶,打。

16.日.月:指君主。居、诸:语助词。

17.迭:交替。微:指隐微无光,昏暗不明

18.匪:彼,那。浣(huàn):洗涤。



  [译文]

柏木船儿荡悠悠,河中水波漫漫流。圆睁双眼难入睡,深深忧愁在心头。不是想喝没好酒,姑且散心去邀游。

我心并非青铜镜,不能一照都留影。也有长兄与小弟,不料兄弟难依凭。前去诉苦求安慰,竟遇发怒坏性情。

我心并非卵石圆,不能随便来滚转;我心并非草席软,不能任意来翻卷。雍容娴雅有威仪,不能荏弱被欺瞒。

忧愁重重难排除,小人恨我真可恶。碰到患难已很多,遭受凌辱更无数。静下心来仔细想,抚心拍胸猛醒悟。

白昼有日夜有月,为何明暗相交迭? 不尽忧愁在心中,好似脏衣未洗洁。静下心来仔细想,不能奋起高飞越。





[赏析一]

这是一首情文并茂的好诗。俞平伯认为:“通篇措词委婉幽抑,取喻起兴巧密工细,在朴素的《诗经》中是不易多得之作。”(《读诗札记》)关于此诗的作者和主旨,在历史上曾有长期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派:一派认为作者是男性仁臣,《毛诗序》说:“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另一派认为作者是女子,鲁诗即以为是卫宣夫人所作,说:“贞女不二心以数变,故有匪石之诗。”(刘向《列女传·贞顺》)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女子所作。我们观察整首诗的抒情,有幽怨之音,无激亢之语,确实不像男子的口气。从诗的内容看,是一首女子自伤遭遇不偶,而又苦于无可诉说的怨诗。

全诗共五章三十句。首章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起兴,以柏舟作比。这两句是虚写,为设想之语。用柏木做的舟坚牢结实,但却漂荡于水中,无所依傍。这里用以比喻女子飘摇不定的心境。因此,才会“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了,笔锋落实,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便显现出来。饮酒邀游本可替人解忧,独此“隐忧”非饮酒所能解,亦非遨游所能避,足见忧痛至深而难销。次章紧承上一章,这无以排解的忧愁如果有人能分担,那该多好!女子虽然逆来顺受,但已是忍无可忍,此时此刻想一吐为快。寻找倾诉的对象,首先想到的便是兄弟,谁料却是“不可以据”。勉强前往,又“逢彼之怒”,旧愁未吐,又添新恨。自己的手足之亲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既不能含茹,又不能倾诉,用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话说,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词)。第三章是反躬自省之词。前四句用比喻来说明自己虽然无以销愁,但心之坚贞有异石席,不能屈服于人。“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我虽不容于人,但人不可夺我之志,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决不屈挠退让。读诗至此,不由人从同情而至敬佩。那么主人公那如山如水的愁恨又是从何而来呢?诗的第四章作了答复:原来是受制于群小,又无力对付他们。“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是一个对句,倾诉了主人公的遭遇,真是满腹辛酸。入夜,静静地思量这一切,不由地抚心拍胸连声叹息,自悲身世。末章作结,前两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于无可奈何之际,把目标转向日月。日月,是上天的使者,光明的源泉。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司马迁语),女子怨日月的微晦不明,其实是因为女子的忧痛太深,以至于日月失其光辉。内心是那样渴望自由,但却是有奋飞之心,无奋飞之力,只能叹息作罢。出语如泣如诉,一个幽怨悲愤的女子形象便宛然眼前了。那么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呢?小人又何指呢?各家之说中,认为女主人公是贵族妇人,群小为众妾的意见似乎比较可取。

全诗紧扣一个“忧”字,忧之深,无以诉,无以泻,无以解,环环相扣。五章一气呵成,娓娓而下,语言凝重而委婉,感情浓烈而深挚。诗人调用多种修辞手法,比喻的运用更是生动形象,“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几句最为精彩,经常为后世诗人所引用。



   [赏析二]

无论说这首诗是写君子怀才不遇、受小人欺侮的内心痛苦,还 是说写的是妻子被丈夫遗弃而不甘屈服的忧愤,却有一点是无可 置疑的:个体的句我价值在现实中惨遭否定,郁郁不得志,痛苦忧愤成疾,以诗言志,表明自己志向高洁,矢志不渝,坚贞不屈。
因此,这是一篇内心情怀的自白书。
物不平则鸣,这大概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人在世上度过,不 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时时处处事事顺心如意,总会有坎坷、困 难、挫折、不幸。如果有了这样的遭遇,连表达的冲动都没有,就 麻木得太可以了。表达的方式可以有多种,诗(包括其它文学形 式)仅仅是方式之一,所以古人说诗“可以怨”,也就是表达内心 的幽怨愤恨之情。也许,这是一种比造反或暴力行为更合统治者 胃口的方式,因而受到包括圣人孔子在内的显赫人士的推崇。在 他们看来,“许可以怨”的最佳标准是“怨而不怒”,也就是说,表 达怨恨是允许的,合情合理的,但要把握好“度”,不能大火爆, 太愤激,太直露,太赤裸裸,而要含蓄委婉,温文尔雅。
用现在的话来说,表达内心的不满、忧愁、怨恨,是一种 “发泄”。发泄出来了,心里就好受了,就容易平衡了。这种效果, 很像古希腊哲学家亚理斯多德所说的“净化”,通过净化,保持心 理的卫生和健康。
不过,我们从《柏舟》中读到的不平之情,似乎不那么“怨而不怒”,不那么温文尔雅。反复地申说,反复地强调,反复地倾 吐,足以一遍又一遍地震撼人心。可以设想。主人公遭受挫折的 打击之大,已到了不得不说、非说不可的地步。
是的,人在现实中常常像一根软弱无力的芦苇,但却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他可能没有力量摆脱命运的不公,没有力量反抗 制度的压迫,无法避开他人的陷阱。但是,他可以思想,可以由 此反思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把它表达出来。从更高的意义 上说,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便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肯定自己存在 的意义和价值,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发泄和自我表现。



[赏析三]

《柏舟》之解

1.妇人遭受遗弃,又为群小所欺,坚持真理,不甘屈服的抒愤诗。

2.亦有解释,此诗是一个不遇明主、抱负难展的臣子在倾诉自己心中的忧愤。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诗序》

一种解:

《柏舟》写的是庄公长期不和庄姜一起生活,《柏舟》即作者自况,柏木之舟质量是坚实细密的,比喻作者人才出众,但却是飘荡水中的一只空船。庄姜的隐忧无法排解,耿耿不寐“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以转”,“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是写她忧愁的情绪,摆脱不掉的苦闷。意象联想十分贴切。

作者也有主观努力,想主动地槁好和庄公的关系“薄言往诉,逢彼之怒”通过作者提炼成的这一细节,将作者的痛苦表述得如此清晰。而“忧心悄悄,恫于群小,”丈夫既对她不好,身边那些小人也一齐落井下石,作者只能忧心悄悄,只能是“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只能仰望天空,希望象小鸟那样白由飞翔。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诗经·国风·邶风·二子乘舟》有“二子乘舟,泛泛其景。”古人乘船用“泛”字,给人一种舒缓貌,很能引起不尽的遐思。读到此句的时候,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对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泛着小舟,在夕阳下,于荷花深处,谈情说爱,海誓山盟。但如果结合全诗,我们发现,此处只是一个人在“泛”舟。此时,“泛”字的舒缓貌所流露出的不再是情意绵绵,而变成了精神恍惚。我仿佛看到,徐徐前行着的小舟上正坐着一位心不在焉的诗人。很自然地想到了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诗人是在发愁吗?如果是的,诗人又为何发愁呢?又想到了《越女歌》:“今夕何夕兮,藆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誓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同样是乘舟,《柏舟》表达的是不是同样的情思主题呢?借助于其他作品来揣摩这两句的含义,其实主要是受了中国传统的象征体系的影响。这种象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诗经开始建立起来的,今天我们重读诗经,正可以把这种象征体系反过来运用,由后人的作品来体味最原始的诗经的象征系统。以上对诗人形象的种种猜测,仅仅是由“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一句发散开去,我们正是带着这些疑问迫不及待地读下去的。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此句交代了诗人确有“隐忧”。“耿耿”二字的含义正可以由“耿耿于怀”来类推,“耿耿于怀”这个成语是不是由此而来呢?这个我们不妨存疑,也并不影响我们的阅读和理解。“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诗人说他(她)不是不能携酒以游。先秦时代,生产力低下,只有贵族才有可能喝酒,此句暗中交代了诗人的身份。携酒以游,这似乎是男人的事,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就认定诗人是男子。这是因为贵族女子未必不会饮酒,后世女词人李清照不就是贵族女性饮酒的代表吗?所以诗人的性别问题还要存疑,还需要继续读下去。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这句话是说:镜子可以不分美丑善恶将一切东西的影象都照进去,我的心则不能像镜子那样不分美丑善恶都加以容纳。这样的比喻令人耳目一新。我们一般地将镜子比喻成美好的事物,比如说“心如明镜”“以铜为鉴”等等。我们正可以从这样的比喻中受到启发,有意识地运用这样的比喻,进一步扩大镜子在现代汉语中的象征意向。在内容上,此句表达了作者明辨是非的性格特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这两句话让我想到了《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刘兰芝“逼迫兼兄弟”,诗人的形象是不是和刘兰芝类似呢?通观《柏舟》的前两节,似乎说得通,诗人由此也很可能是一位女性。但我们不能由此就敲定诗人和刘兰芝是同样的遭遇。凡此种种猜测,我们只有继续往下读,以求答案。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两句比喻确实精彩。《孔雀东南飞》中有如出一辙的句子:“盘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但毫无疑问,《孔雀东南飞》明显化用了《柏舟》中的这两句。读古文的时候,我们总有类似的发现,就是一个诗人的诗句其实是化用了前人的诗句,有时候这个前人还是化用了比他更早的人的诗句。这也是学习古代文学,对作品追根溯源的乐趣之一,特别是读诗经,这样的发现并不新鲜。这两句话用比喻的形式,进一步申明了诗人的抗争。“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此句明确表示了诗人的威武不能屈。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里的“群小”是谁呢?是“兄弟”?我们不得而知。“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诗人的命运似乎和刘兰芝差不多。“静言思之,寤辟有摽。”《诗经·国风·卫风·氓》有“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邶和卫这两个诸侯国后来合并成了卫,因此《邶风》《卫风》语言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氓》是一位被遗弃的女子所作,《邶》是不是也同样如此呢?也许是的。“摽”字,《诗经·国风·召南·摽有梅》也有,但解释仁者见仁,只可以确定“摽”是一个动词。有人把“寤辟有摽”解释为气得锤胸顿足,似也可取。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这句话是说日月的光辉有时也会被浮云遮住而暗淡。这样的比喻也够新颖。这样的比喻除了可以表示遭受压迫之外,还可以形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不过古人却鲜有此意义的引用。“心之忧矣,如匪浣衣。”这样的比喻很有生活气息,但是不禁怀疑,没洗衣服有这么忧吗?可能古人的生活和现在差别太大吧。“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这一句和“静言思之,寤辟有摽”复沓,这也是诗经常用的修辞手法,再言诗人的不肯屈从命运。
纵观全诗,诗人运用各种各样的比喻来完成对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在表达诗人不屈的性格方面是清晰有力的。虽然对诗歌描写的故事缘由我们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但我们也不妨把诗人当作一个被遗弃的女子或守志不嫁的寡妇来处理。虽然这样会狭隘我们的视野,但这样有利于形成记忆,有利于我们有方向地对诗经的原句进行引用和创作。阅读诗经,能够引起我们丰富的联想,有时能够串联我们所学的其他知识,这是一件令人乐此不疲的事情。学习诗经,能够了解我国灿烂文化的源头,能够广博一个人的古文化知识。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放到现在来说,诗经在交际应用方面虽然没有那么重要了,但对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却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新解释:“日居诸月”?‘日居之于月’?这个漓江出版社图文本《诗经》已经说到了,即是日食。但不是日月交替‘亏蚀’。古人由于没有现在人们的天文学知识,不知道日食是日、月与地球相互运动规律的结果,也不明白月亮本来是不发光,而只是借助日光反射才发光而已,当三者在接近一条直线排列时,月亮在中间遮挡,自然就有‘日食’,‘迭而微’即从‘初食’、‘偏食’再到‘全食’的过程。由于缺乏这常识,他们当然地认为日也发光、月也发光,合在一起——即‘日居之于月’,如此应该是‘明’才是,怎么反而依次、逐渐地‘微’、‘亏’、‘昏暗’下去呢?正因此极不理解,才‘怪而问之’!这类似屈原《天问》:何以天柱绝于西北,而地东南倾?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古人由于时代所限,很是严肃地思考,却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此种反常而令人不解的‘凶兆’照临下土、下土是冒,自然就不是什么“光辉普照”。

生活里琐事繁多,却又无处倾诉,愁绪纷杂,心里不畅快,收拾好家事,老人安睡了,小孩到邻居家去玩了,掩上门扉,沿着青石小路,到村口河边上,解了揽绳,划着自家的柏木小舟,静静泊到一个水声之外无人声的所在,黑瓷碗里倒上浅浅一杯家酿米酒,搁到船舷边上,空对清风,把多少个不寐夜晚里深藏的心事,融到纷纷杂杂的江流的乱影里。这是读完《柏舟》后,心里素描出的一小幅山水画面,也算是对这首诗的一种绘画式的解读。一个用如此方式舒解自己内心的女子,是个哀而不怨的人。《柏舟》的诗情,在家常女子吐露细微的心事,用小舟、静水、女子的不寐之眼勾画出一个精致的空幽画面,而其中装的酒色却是俗常生活的波纹。这样画面式的创作,算是诗情影响后人,源流深远的图谱方式。和这些四言诗里衍生出来的后世诗海里富饶多姿的五言诗和七言绝句不同,先秦的四字诗谱更加朴实率真,有着安然面对时间的原始意象。

先秦古人的诗句,是和着当时的丝竹喑哑古钟击鸣一起吟唱的,来让白日里奔波山野林莽的农耕牧民感受到劳顿之后的身心舒畅。四言歌里,韵律齐整,叙事家常,在落日草坪或宗庙祠堂里,粗布衣衫的众人静静听这些乐声,除了祈福之外,还能获得一点内在的共鸣和心灵的愉悦。可惜的是,吟唱的古乐到今天已经基本失传,我们只能在文字的意境里勾画古老先民留在时间里的斑斑痕迹,在古今流传的欢情伤歌里,揣摩些神奇与古妙的中华语言深藏在时间里的一些幽暗通道。

《诗》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感世事之无常,诗人易老;叹流年之飞逝,丹青难留!

秋水顾盼流转之间,美人似乎见惯人物代谢,看尽繁华事散,依旧巧笑嫣然,千载不变。
屈子泉下有知,复叹“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否?
桃花乱落,山鬼幽怨:“岁既晏兮孰华予?”
年华老去,是谁让我永如花艳?
年华老去,是谁让你永如花艳?

爱情本身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女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尤甚。他是她心尖上的那个他,而她竟然不是他心尖上唯一的一个她,对一向眼高于顶自视甚高的她来说,真叫人情何以堪,与你我本来就是屈尊下贵,你却在这里说风凉话,辱尽我脸面,真是此恨不出,实难为人,雾数得紧!可惜了这样的雾数感情,即使经历有多刻骨铭心,未免也同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只好在心上来来回回辗转反侧,摩挲够了折磨够了,个中愁思滋味备尝遍,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到了郁闷得天地无光时,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想想,这样的感情还有维系下去的必要吗,他是贱人贱骨到死也改不了了,自己若一味沉沦恐怕一辈子都要情海生波醋江倒腾,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再留无益,只好走罢。

每当看到《诗经》的这一首,不知为何,都悲从中来。有悲凉的无奈,在字句中渗出来,凉凉地漫流满心。

能把命运掌握在手的人,多么幸运啊!经济环境优游的人,才有闲心经营文化和素质。而芸芸众生却只能:“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赏析四]

作为所谓“变风”之首,《邶风·柏舟》是《诗经》的名篇,历代多有称引,其艺术价值也多获得好评。对于这首诗的主题,历来有一定争议,本文意图考察一下各种关于《邶风·柏舟》主题的说法,然后给出自己的意见。

在历代注释、解说《诗经》的著作中,对《邶风·柏舟》的主题的解释主要有三种,其源头和代表分别是毛诗、鲁诗和朱熹说。另有两种不那么详细和流行的说法,分别是齐诗说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孔子诗论》说,这两种说法也将被略加讨论。

1、毛诗说:

《毛诗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倾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郑玄笺: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则贤者见侵害。

孔颖达疏郑笺:笺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进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与小人并列也。言“不能奋飞”,是在位不忍去也。《毂梁传》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为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己之志也。四章云“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是贤者见侵害也。

另外,郑玄《诗谱·序》:“邶不尊贤”,孔颖达正义曰:“《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贤也。”

2、鲁诗说:

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鲁诗学者汉代刘向《列女传·贞顺篇》文:卫宣(或说“宣”字应为“寡”)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愿请同庖。”(或下有“夫人曰:‘惟夫妇同庖。’”几字。)(终)不听。卫君使诉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穷而不悯,劳辱而不苟,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一,故举而列之于《诗》也。

又引鲁诗学者汉代王符《潜夫论·断讼狱篇》文:贞女不二心以数变,故有匪石之诗。

3、朱熹说:

朱熹《诗集传》: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为舟,坚緻牢实,而不以乘载,无所依薄,但汎然于水中而已。故其隐忧之深如此,非为无酒可以遨游而解之也。《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相类,岂亦庄姜之诗也欤?

以上三种说法都比较有影响力,有比较详细的解说。而有另外两种说法则比较简略,没有什么解释体系。这是因为这两种说法,一种是晋代已经失传的齐诗说,由清代人辑佚;另一种是来自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简《孔子诗论》,现将此二种说法列在下面:

4、齐诗说: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与齐诗有关的《易林·屯之乾》(《咸之大过》同)文: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

5、《孔子诗论》第二十六简:

《北(邶)·白(柏)舟》,闷。

以下分析这五种说法各自的理据。首先从最简略的《孔子诗论》开始。

上海博物馆购回收藏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二十六简载有对《邶风·柏舟》的评析,内容为一个“闷”字。这段简文的上下皆有墨钉,表示分段,说明这是一个完整的评论。可能对于古人来说,一个字的评论已经很足够,但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如何是太少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晁福林教授写过一篇《赞美忧愁:论上博简诗论关于诗·柏舟的评析》专门论析这条一个字的评论(晁教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邶风·柏舟》这首诗表达了孔子关于隐士的态度,从而展示出他的政治思想。)晁教授的基本观点是:“闷”字有两种意义,第一“它多表示忧愁,而很少用作郁闷之意”;第二,“闷字用例皆述男子丈夫之事,无一例言及妇人者”。对比三种传统说法(即本文所列前三种说法),晁教授由此赞同毛诗说。

晁教授认为竹书的“闷”字评论支持了毛诗说,主要是因为毛诗说“仁而不遇,小人在侧”,进而“贤者见侵害”的确是一件令人忧愁郁闷的事,这是合乎逻辑的。

然后分析其次简略的齐诗说。

《易林》是西汉焦延寿撰,故又称《焦氏易林》,属于齐学系统,与齐诗学说是同一学派,故王先谦引用它作为齐诗说的一个说法。

王先谦辑佚鲁齐韩三家诗遗说,应当是能找到的全部有力材料都列出来了,而使《易林》的齐诗义与《列女传》的鲁诗义相符的材料就是《贞女解》了。单就《贞女解》里那句话来看,其实也不一定是同贞女有关,只是那句话同“贞女解”这个标题联系起来才合于鲁义。而《贞女解》与《易林》也只是重合了“穷居”二字,虽然可能有专指鲁义贞女守节典故的用法,但现在没有看到《贞女解》前后文和其他资料。

毛、鲁、朱三种诗说的文字训诂没有大问题(朱熹的训诂一般是承袭前人),那么就对比他们对诗各章的解说和整体的解说。

第一章。“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毛诗说解说为柏木舟本应用以载物,如今却没有用,而与其他东西一起漂在水上,这是以柏木舟比喻仁人。孔颖达疏还特意指出,《诗经》中还有其他诗提到“松舟”、“杨舟”的,这表明其他木也可以做舟,而特意说柏木适宜做舟,就是比喻仁人特别适宜做官。以柏木舟随水漂流比喻仁人不见用。王先谦辑鲁诗说解说为柏树经冬不凋,蒙霜不变,所以用以比喻节妇守义坚定,而柏舟漂流在水中则比喻节妇守义却无所依傍,周围的人,包括卫君臣和齐兄弟,都软硬兼施逼义妇改嫁。清代牟庭著《诗切》用鲁诗说,云:“舟所以载人涉水,自此岸而达彼岸,如媒之合男女,故诗人多以舟喻婚嫁者。柏舟,取其声也,以喻逼迫为婚,非其意也;亦汎其流,喻己不能自由,亦既从人之意也。”朱熹说这是弃妇之诗,说柏木坚实,故以为舟,但却只是漂流于水中,这是弃妇自比,表现出弃妇忧愁之深。毛、鲁两家解说出来的诗的比兴手法都很精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朱熹的解释相比显得简单,毛、鲁义的解说紧扣各自对全诗主题的主张,对单句的解说和全篇的解说都有加强的作用,而朱熹对本句的解释与他对全诗主题的主张基本无关,只说表现了忧愁,而这又怎么是弃妇的忧愁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毛诗正义》载郑玄笺:“仁人既不遇,忧在见侵害。”孔颖达疏比郑玄笺更详细:“仁人既与小人并列,恐其害于己,故夜儆儆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忧,言忧之甚也。”王先谦辑鲁诗义和朱熹义对此句均无特别解说。王先谦认为这句应和下一句连在一起。毛诗说承接上句进一步“讲故事”,使这个“忧”具体到忧愁的内容。毛诗说庞大又流传久远,逐句的详细解说是仅由个人完成的朱熹说和由辑佚而重现的鲁诗说所不能比的。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毛诗、鲁诗。朱熹说都解释为由于忧愁深,所以并非饮酒、遨游能解。鲁诗、朱熹都认为这首诗出自妇人之手,而反对者其中一个论点就是关于这句,他们认为饮酒、遨游之类都是男子之事,妇人不应有如此举动。朱熹没有为这个问题辩护,反而前面说“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又没有说明“辞气”究竟如何“卑顺柔弱”,没有具体字句的分析,不知理据何在。王先谦则解释说:“《泉水》、《竹竿》皆言出游、写忧,合证此诗,明饮酒遨游,妇人所不讳,诗又设想之词耳。”《毛诗序》:“《(邶)泉水》,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卫)竹竿》,卫女思归也。适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者也。”《邶风·泉水》、《卫风·竹竿》皆有“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兄弟父母)”、“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句,《泉水》又有“出宿于泲(干),饮饯于祢(言)”句,可见王先谦所说甚有理,《泉水》、《竹竿》并非主题和作者性别有争议篇目。另外,《泉水》、《竹竿》写出游、饮酒(虽然是饯行)都是实写,而《邶风·柏舟》的这句只是虚拟的假设,如王先谦所说“诗又设想之词”,似不能以此句断定作者不是女性。

第二章。“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本句之前已经在比较三家训诂的时候有过分析。毛诗说“仁人不遇,小人在侧”,解说这句是仁人黑白善恶分明,恶小人之辞也。王先谦辑鲁诗义解说为若听从改嫁的建议(请同庖),则是容人污秽,节妇坚守贞义,故不能容。毛诗、鲁诗均依其诗旨,均在情在理。朱熹只复述了一次句子,而没有联系诗旨解释。以朱熹说为弃妇诗,则此句未知为何在此,为丈夫所弃,那么“不能度物”是不能度什么?(朱熹释“茹”为“度”)不能度丈夫的变心、遗弃?不能对丈夫找“小三”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毛诗郑玄解释说作者是国君的同姓臣,兄弟本当相依据,但国君亲小人远贤臣,所以作者责之。王先谦辑鲁诗义解释为节妇亦向其在齐国的兄弟申诉,但兄弟却加入到逼其改嫁的行列,所以也诉说兄弟不可依据。朱熹再次只翻译而没有解说。毛诗说的确在情在理,但强调往诉兄弟也的确像是妇女所为,鲁诗说甚有理。朱熹弃妇诗说也基本同鲁诗说,但他也没有稍为详细的解说,略为可惜。

“薄言往诉,逢彼之怒。”这句是和上句连在一起的,这样才比较好解说。

第三章。“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句诗和《毛传》的“石虽坚,尚可转。席虽平,尚可卷。”和《郑笺》的“言己心志坚平,过于石席。”都已经成为名句了。诗人忠贤而见疏远,犹坚守自己的义节不变,更显出诗人一心精忠为国。王先谦辑鲁诗说亦用坚守义,只不过变成寡妇坚定地守节,又进一步说“当时女既不听,必有厄穷、劳辱之事,故以转石、卷席为喻,言能屈其身,不能挫其志,所以济难者恃此,自致其心而不失也。”则“转石”和“卷席”就不仅是用来比喻心志坚定了,更用来借指寡妇备受刁难的事。如果作诗的本义果真如此,那么这句的真实构思得太精妙了。朱熹说弃妇诗,用来解释这句也显得有些不通。朱熹解字句与毛诗说相同,但妇人为夫所弃,强调自己心志坚平是何种用意?强调自己对丈夫的感情不变?强调自己依然会忠于丈夫的家族、坚守妇道?或者是强调自己能够承受住丈夫变心的打击?我考虑未细,朱熹又无解说,不过联系上下文,似乎本诗并不只有感情倾诉的内容,也有提到同周围人的事,(比如“如有隐忧”,《郑笺》、《孔疏》解释为仁人忧在见侵害。比如诉诸兄弟而逢之怒,比如“愠于群小”、“受侮不少”),所以若用朱熹说的话,本句用第二种解释、即作者强调自己依然会忠于丈夫的家族、坚守妇道会比较好。

“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毛诗说解释为个人德备于内,仪容形于外,自审无失,“遭时制宜”,而不遇于君,郑玄笺云“所以愠也”是人之常情。朱熹说为“威仪无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简择取舍,皆自反而无阙之意。”意与毛诗说近,只是“选”字的解释有不同。对于一个贵族(姑且认为起码是贵族,因为他还能有群妾;朱熹说可能是庄姜,那级别也够高的)的夫人来说,讲“威仪”不知道是否合适?如果合适,那么也可以印证上句朱熹说以坚守妇道为义的观点。鲁诗说“贞女虽处忧辱,不敢斥言卫君臣,但称其威仪富盛可观,而是仪非礼之意,言外可见。”从文意顺承来说,贞女上句强调自己守节坚定不可屈,本句暗指责卫君臣是仪非礼,勉强可通。但从一般写诗读诗的角度来说,上句写我怎样怎样,同一章下句没有提示却转了主语变成卫君臣怎样怎样,稍显唐突,一般阅读还真不容易发现。虽然文言文有不提示而转换主语之例,但本章上句说心志坚平,下句说威仪可观,同类相承,文气未断,不转换主语也可以甚至更好,因此以为鲁诗说此句稍有瑕疵。另外,鲁诗说作者贵为国君夫人,犹不说自己“威仪棣棣”而要转主语说卫君臣,(其实说诗人自己也可通啊),相比之下朱熹说作者亦为夫人,可能是一般夫人,可能是国君夫人,却讲自己“威仪棣棣”,在把握礼节的“中庸”上,似乎不及鲁诗说。

第四章。“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毛诗说解为仁人忧心,被朝中小人所怨恨。鲁诗说解为“此群小谓卫诸臣”。朱熹说解为:“言见怒于众妾也。”毛、鲁二家诗说合情合理,而朱熹说则显得有点夸张,令我等现代人难以想象:三妻四妾已经觉得很多了,这里还达到了“群”的数量级,而且还颠覆了后宫互相勾心斗角的印象,同心协力加害于作者,也实属难得一见。晁福林教授在《赞美忧愁》一文中提到“群小”一词历来指奸臣,从无解作众妾的,我以为甚是。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毛诗说解为受侵侮于小人。鲁诗说解为受齐兄弟、卫君臣之侵侮。朱熹无解说。此句接上句意思易明,各家解说亦合理可通,并非争论点所在。

“静言思之,寤辟有摽。”毛诗说孔颖达疏曰:“故我于夜中安静而思念之,则寤觉之中,拊心而摽然,言怨此小人之极也。”鲁诗说王先谦说:“贞女言审思此事,寐觉之时,以手拊心,至于擘击之也。”朱熹无解说。毛、鲁义相近,只是个别字眼训诂不同,无碍大意,意思易明,各家情理可通,并非争论点所在。

第五章。“日居月诸,胡迭而微。”毛诗说郑玄笺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谓亏伤也。君道当常明如日,而月有亏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专恣,则日如月然。”谓君臣之道失。但郑玄这种解法,“君道当常明如日”,莫非臣道当亏盈如月?这要勉强解释才可通。不如解日为阳象,月为阴象,君道为阳,臣道为阴,与《易》义相同,本句释为君臣阴阳互补相承之道失。但这样解难有郑玄“则日如月然”之意,可见郑玄的解法有优有劣。不过这样逐字去解释“日”、“月”是什么意思可能有点解释得过了头,很可能作者只是想表达一种“天理何在?!”的感情。王先谦此句用韩诗义,解为“日月更迭而隐,人所共睹,惟穷居苦节之妇人,终身晦闇,若天日所不照临,故言日月胡常如微隐而不见,韩义较毛为优矣。”韩诗“迭”字作“  ”,解作常。这个解释紧扣贞女守节的主题,而且很出人意表。既然是贞女自觉守节穷居,如果礼节真的定得那么死的话,那么晦闇不见天日不是早就该预计到要承受的事了吗?又为何使用“胡”这样的疑问语气?明知故问有加强感情的效果,这样表达的是叹守节艰苦的感情。但有人可能会说节是你自己要守的,没人逼的呀,还巴不得你改嫁呢,现在穷居苦节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有寡妇实在不喜欢求婚者这种可能,但按鲁诗义,恐怕还是解释为纵使艰苦,但为了道义,一定要坚守贞节这样符合一点。但前文一直没有提到这种感情,有这里这样解释的背景再回看前文,才发现前文中的“忧”可以两解为一是忧被迫改嫁,二是忧守节生活艰苦;而且看到下文“不能奋飞”句也可以解释为守节生活艰苦,想摆脱这种生活,但为了道义,一定要坚守下去,所以“不能奋飞”。朱熹说:“言日当常明,月则有时而亏,犹正嫡当尊,众妾当卑。今众妾反胜正嫡,是日月更迭而亏,是以忧之。”朱熹的解释有抄袭郑玄的成分,但最让人莫名其妙而且恼火的是,本来朱熹的诗旨说被认为是最平民化(只是猜测过为庄姜所作,而无强调其贵族身份)、最有平凡实在的感情(写一个妻子被变心的丈夫抛弃,“妇人不得于其夫”)的,但在全诗末章这个感情爆发的地方却竟然是在忧愁“正嫡当尊,众妾当卑,今众妾反胜正嫡”这样的事,与爱情、亲情等等感情全无关系。再反观朱熹全诗的解释,发现原来从无一处涉及感情事,看来在朱熹眼中丈夫抛弃妻子这样的事情,最该受质疑和谴责的不是感情方面的问题,而是礼仪规矩尊卑的问题,明白到原来视其为怨妇诗从感情方面来解读多是“五·四”之后以文学看待《诗经》的结果。《毛诗序》说“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朱熹这里只见礼义不见情,也可以说是有点舍本逐末了。当然,从鲁诗/韩诗和朱熹的诗旨出发,也可以将这句简单看作“天理何在?!”的哭诉,也各能解释得通。

“心之忧矣,如匪澣衣。”毛诗说郑玄笺说:“衣之不澣,则愦辱无照察。”纯粹是一个比喻。鲁诗说王先谦说:“衣久著不澣,则体为不适,妇人义主洁清,故取为喻,《葛覃》‘薄澣我衣’即其证。此正女功之事,非男子之词。”朱熹说“至于烦冤愦眊,如衣不浣之衣”,亦为比喻。本句意义无甚争议,争议所在是关于作者性别的问题,这个下文再谈。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毛诗说郑玄笺说:“臣不遇于君,犹不忍去,厚之至也。”孔颖达疏笺说:“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不忍,诗中同词却是“不能”,似乎有些偏差。窃以为有另一种可能,即“奋飞”指有所作为,“不能奋飞”则是因为君不受己志而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鲁诗说王先谦说:“贞女志不还齐,故不必入国而竟入。今欲返国,卫君臣亦不止之,祗以既为国君夫人,越竟即为非礼,虽欲奋飞,义不能也。”有个小问题,为什么当初不必入而竟入,现在又要走呢?而且卫君臣也算通情达理了,想走就走,(但原来不是想逼婚的吗?)反而显得诗人是太拘泥于礼教了,有点礼教吃人的味道。朱熹说纯属翻译。可以看出,鲁诗说也是虽然事关男女夫妇,但从头到尾都只涉及礼教问题,不过鲁诗说从诗旨开始就明说了这是一个礼教问题,而没有考虑到感情方面的问题。

逐句的分析完毕,以下从整体、诗旨的角度来分析,比较毛、鲁、朱熹三家诗说。

关于诗旨的争论,最基础的莫过于作者性别的问题。毛诗说没有特别说明作者是男是女,默认是男性;鲁诗说、朱熹说认为作者是女性。鲁诗说王先谦特别提到作为女作者说的证据的地方有:“微我无酒,以敖以游”句,王先谦说:“《泉水》、《竹竿》皆言出游、写忧,合证此诗,明饮酒遨游,妇人所不讳,诗又设想之词耳。”这是从消极方面辩护。又“心之忧矣,如匪澣衣”句,王先谦说:“此正女功之事,非男子之词。”这是提出一个正面的证据。但“如匪澣衣”是“像没有洗过的衣服”而不是“像没有洗衣服”(按《毛传》:“如衣之不澣矣”,和王先谦:“衣久著不澣,则体为不适”)。“洗过的衣服”这个偏正短语主体是“衣服”,“洗衣服”这个动宾短语主体是“洗”。如果说“洗”是“女功之事”,那么“衣服”则应该与男女之分无关,虽然男女所穿的衣服不同,但总归要穿衣服的。如果这个比喻是“像没洗过的衣服”,那么如何能分得出男女呢?而朱熹关于作者性别的说法,他在《诗集传》中说:“《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但在具体诗句的解说中没有说明哪句可以体现出“辞气卑顺柔弱”,显得有点虚无缥缈。诗中这些地方“辞气卑顺柔弱”、显示出女性气质:比如“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回娘家诉苦(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这比较像女子的做法。又比如“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这样的历数自己辛酸的语句似乎也有在《诗经》中其他确认为女性作者的诗中出现,比如《卫风·氓》,也像女性口气。其他的地方我也没看出什么来。比如“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句如果是表现坚贞爱情的话,这句也很有女性口气。这个意见显然支持了朱熹。总体上来说,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话,会默认其作者为男性;如果有人认为作者是女性的话,我也会觉得可以理解。

关于三家诗旨,毛、鲁两家有源远流长的学派、渊博的大师为其注释,而且他们每句都会联系诗旨解释,相当严谨。起码就这首诗来说,只要不是从一开始就抱着抗拒的心态、站在某种拥谁倒谁的立场上的话,可以发现这两种诗说都能自圆其说,都有其道理。朱熹以一己之力(王先谦也是一个人,但他是辑佚,集的是先人的成果,而且说到训诂考证这些小学功夫,朱熹远不及王先谦)提出一种新诗说(主要是不像传统经学那样有对前人的重重考证),必定比不上毛、鲁两家严谨,从前面的逐句分析已经看到有些地方的解说有些勉强,不过总体上仍有其价值,因为他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经学解释的内容与风格,能带来一些启发。

毛、鲁、朱熹乃至于竹简《诗论》、齐诗说对《邶风·柏舟》的解释大相径庭,但他们毕竟是在对同一诗篇进行解释,有能共通的地方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邓荃能糅合毛、朱熹二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作为全诗中心的“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一句所表达的坚守之意各家共通;竹简《诗论》一个“闷”字也表达了各家解释中不得己志的情绪。考虑到作诗之义不可考,而编诗、说诗之义意在传承礼乐教化,背后是政治思想的表现和政治教育的意图,那么毛诗说比较高明一点。毛诗说直接谈论了一个政治问题,而且反映了《诗序》中“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种政治运行的方式以及其背后所蕴藏的世界观。而鲁诗说和朱熹说仅涉及到礼教制度问题,鲁诗说涉及到关于诸侯的礼教制度,朱熹则仅涉及一般家庭的礼教制度。毛诗说较好,鲁、朱熹说能起到何种补充作用?清代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说:“又按古者臣之事君与妇之事夫,皆以坚贞为首,故《邶》诗以柏舟喻仁人,而《鄘》诗共姜亦以柏舟自喻。”中国古代一直有以男女喻君臣的传统,这可能是从《周易》《乾》、《坤》二卦而来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九章》的某些诗篇都是很好的例子,顺带一提,屈原也曾同“洗衣服”或“洗好的衣服”来比喻品德,由此可见关于洗衣的比喻不一定出自女性。实际上《邶风·柏舟》和《离骚》从主题到手法都很相像,很可能是屈原受到过《邶风·柏舟》的启发。

 [赏析五]

此诗到底为何人何事而作,历来争论颇多,迄今尚无定论。简略言之,汉代时不仅今古文有争议,而且今文三家也有不同意见。《鲁诗》主张此诗为“卫宣夫人”之作,后为刘向《列女传》之所本,《韩诗》亦同《鲁诗》说(见宋王应麟《诗考》)。《诗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这是以此诗为男子不遇于君而作,为古今文家言。今文三家,《齐诗》之说,与《诗序》同。

自东汉郑玄笺《毛诗》以后,学者多信从《毛诗》说,及至南宋,朱熹大反《诗序》,作《诗序辩说》,又作《诗集传》,力主《柏舟》为妇人之诗,形成汉、宋学之争论。元、明以降,朱熹《诗集传》列为科举功名,影响颇大,学者又多信朱说,但持怀疑态度的亦复不少,明何楷、清陈启源、姚际恒、方玉润等皆有驳议,争论不休。

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今人之《诗经》选注本、译注本各有所本,或主男著,或主女作。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诗经直解》均以为男子作,而袁梅《诗经译注》、程俊英《诗经译注》又皆以为女子作。

细究诗义,当以卫臣不遇于君之作为是,陈子展先生说得很准确:“今按《柏舟》,盖卫同姓之臣,仁人不遇之诗。诗义自明,《序》不为误。”此诗人的身份为男子 --- 而且是大臣,绝非平常男子(下文尚有论述),这从诗中“无酒”、“遨游”、“威仪”、“群小”、“奋飞”等词语即可看出。况且,主此诗为女子之作者的理由实不充分。刘向、朱熹之说均自相矛盾:刘向《列女传》虽以《柏舟》属之卫夫人,但是他在上封事,论群小倾陷正人时,两引此诗仍用《毛诗》义(《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传》,又在《说苑·立节》中引用此诗时,也用《毛诗》义,说“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朱熹先从刘向之“卫宣夫人”说,后又疑其为“庄姜”(《诗集传》),切在《孟子·尽心下》:“‘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注曰:“《诗·邶风·柏舟》....本言卫之仁人见怒于群小。孟子以为孔之事可以当之。”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也都是自语相违。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此诗既属《邶风》,为何却咏卫国之事?原来“邶”、“鄘”、“卫”连地,原为殷周之旧都,武王灭殷后,占领殷都朝歌一带地方,三分其地。邶在朝歌之北,鄘。卫都朝歌,为成王封康叔之地,“邶、鄘始封,及后何时并入于卫,诸家均未详。....惟邶、鄘既入卫,诗多卫风,而犹系其故国之名。”(方玉润《诗经原始》)所以邶诗咏卫事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方玉润认为此诗可能即为邶诗,“安知非即邶诗乎?邶既为卫所并,其未亡也,国事必孱。......当此之时,必有贤人君子,......故作为是诗,以其一腔忠愤,不忍弃君,不能远祸之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首诗凡五章。第一章写作者夜不能寐,原因是怀有深忧,无法排遣。首二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以自喻,虽以喻国,以舟自喻,喻忧心之沉重而飘忽,以“舟喻国,泛泛然于水中流,其势靡所底止,为此而有隐忧,乃见仁人用心所在”(《诗经原始》)。诗一开始就写出了抒情主人公沉郁的心情。接着点明夜不成眠的原因是由于痛苦忧伤一齐涌积心头,这里既有国家式微之痛,又有个人不遇于君、无法施展抱负之苦。“隐忧”是诗眼,贯穿全篇。末二句写出了作者的忧国之心和伤己之情,即使美酒、遨游也不能排除自己的痛苦忧伤。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云:“饮酒遨游,岂是妇人之事?”以驳朱熹之说,自有相当理由。第二章表明自己不能容让的态度和兄弟不可靠。“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二句,表白不能逆来顺受之意,辞意坚决、果断,以镜作喻,说明自己不可能像镜子那样不分善恶美丑,将一切都加以容纳而照进去。“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写兄弟之不可依靠。《孔疏》云:“此责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与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责之;言兄弟这正谓君与己为兄弟也。”虽过于落实,但从后两句“薄言往恕,逢彼之怒”看来,却与《离骚》中“茎不察余之中情兮”两句的意思相近,说它是借喻君主,未必不符合原意。第三章“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刚强意志。这四句以“石”、“席”为喻,表明自己意志的坚定,语句凝重,刚直不阿,哪里有丝毫的“卑顺柔弱”之处(况且即使“辞气卑顺柔弱”也并不能作为妇人之诗之证)。“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二句,更是正气凛然,不可侵犯。尤其是“威仪”一词,决不可能是妇人的语气,特别是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里。“威仪”从字面上讲,是庄严的仪容之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北宫文子曾对卫侯论及“威仪”说:“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并引“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为证,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另外全章六句,每二句的下句均用“不可”一词,形成否定排比句,铿锵有力,气势极其雄健。第四章写茕独无助,捶胸自伤,原因是被群小侵侮,一再遭祸受辱。“群小”一次对说明作者的身份很有用处,陈启源在《毛诗稽古编》中说:“朱子至谓群小为众妾,尤无典据。呼妾为小,古人安得有此称谓乎?”那么,“群小”“指虐待她的兄弟等人”行不行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果然如此,她就不可能“薄言往怒”了!所以“群小”,只能释为“一群小人”,犹《离骚》中之“党人”一样。第五章写含垢忍辱,不能摆脱困境,奋起高飞,由此感叹统治者昏聩。首二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以日月蚀喻指蛛蛛昏聩不明。姚际恒曰:“喻卫之君臣昏暗而不明之意。”(《诗经通论》)中二句“心之忧矣,如匪纺衣”,喻写忧心之深,难以摆脱。严桀云:“我心之忧,如不纺濯其衣,言处在乱君之朝,与小人同列,其忍垢含辱如此。”(《诗缉。)末二句“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写无法摆脱困境之愤懑。“奋飞”一词语意双关,既感愤个人处境困顿,无法展翅高飞,不能施展抱负,又慨叹国家式微振兴无望。我们不能想象,在那礼制重重,连许穆夫人家国破灭归唁卫侯都横遭阻拦的春秋时代,一个贵族妇人(或普通妇女)能高唱“奋飞”,有“想突破生活的樊笼,争取自由幸福”的思想。黄元吉云:“妇人从一而终,岂可奋飞?”(〈传说汇篆〉)比之将古代妇女思想现代话的倾向,还是基本无误的,虽然它也脱离了时代实际。

这是一篇直诉胸臆,径陈感受,风格质朴的显示注意作品,“隐忧”为诗眼、主线,逐层深入地抒写爱国忧己之情,倾诉个人受群小倾陷,而主上不明,无法施展抱负的忧愤。首章便提出“忧”字,接着写不得“兄弟”的同情,深忧在胸,屋脊排遣;然后再写自己坚持节操,不随人转移;后边又写群小倾陷,而主上不明,只得捶胸自伤;最后抒发无法摆脱困境之愤懑,向最高统治者发出呼喊,从而将爱国感情表达得十分强烈。

此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善用比喻,而富于变化:首章“泛此彼舟,亦泛其流”,末章“日居月诸,胡迭而微”是隐喻,前者既喻国事飘摇不定,而不直所从,又喻己之忧心沉重而飘忽,后者喻主上为群小所谗蔽,忠奸不明。“心之忧矣,如匪纺衣”,为明喻,喻忧之缠身而难去。二章之“我心匪鉴”、三章之“我心匪石”,则均用反喻以表达自己坚定不移的节操。至于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所说的“三‘匪’字前后错综

”则是指诗在句法上的表化,“我心匪席”连用排比句,而“我心匪鉴”句为单句。

另外,诗的语言亦复凝重而委婉,激亢而幽抑,侃侃申诉,娓娓动听在〈诗经〉中别具一格。





《柏舟》一诗的主旨,主要有三说。一曰毛诗说“仁而不遇“;二曰鲁诗说“贞女不二心以数变“;三曰朱熹说“妇人不得于其夫“。

关于诗旨的争论,最基础的莫过于作者性别的问题。

泊客以为,作者当是妇人。

何也?

一是“微我无酒,以敖以游。”不能点出作者一定是男性。妇人也可饮酒(当然,酒在上古时代仅属于贵族之用。这也再次证实了泊客坚持认为的《诗经》均乃贵族之作)。

二是“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这是典型的妇人在婆家心里有了委屈,到娘家朝兄弟诉苦啊。

三是“心之忧矣,如匪浣衣。”作者将心里的忧闷比作没有洗过的衣服。试想,男人(尤其是上古男权主义横行时代的男人)作诗比喻时会采用“洗衣服”这个概念?

四是整首诗确有幽怨之音,却无激亢之语,不似男子的口气。从诗的内容看,是一首女子自伤遭遇不偶,而又苦于无可诉说的怨诗。

但《柏舟》是不是一定是贞女守节不成或是被丈夫遗弃呢?

恐怕也不见得。

如果是贞女说,“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似乎有点道理,其兄弟也逼她(作者)改嫁。但“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这句呢?

如果是弃妇说,那“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是说被弃妇坚定地衷心婆家,向往丈夫吗?显然不是。

而且“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对于一个妇人,甚至对于一个男子,该是多大的一件事,才能让她(他)如同发誓,绝不放弃初心,一定坚贞不屈啊。

因此,泊客以为,《柏舟》一诗,写出了妇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愤懑,痛苦忧愤成疾,以诗言志,表示绝不屈服命运之意。

当然,无论是上古时代的妇人,还是怀才不遇的君子,甚至是当代办公室里的争斗,其实,都可以代入,那就是在现实中惨遭否定,被君上或领导蔑视,被群小攻击侮辱,郁郁不得志,但自身志向高洁,矢志不渝,坚贞不屈。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就是向命运不屈的呐喊。

诗经26
修心 • 养性 品生活
这世上有三样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
一是吃进胃里的食物,二是藏在心中的梦想,三是读进大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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