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述者小说家

科尔姆•托宾的小说

科尔姆·托宾小说中的两个悖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位爱尔兰小说家。...

▲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具有国际声誉的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师》。

科尔姆·托宾小说中的两个悖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位爱尔兰小说家。重新从其写作手法中觅得答案。

技法与情感

我们可以借用两个词汇——“脑力”与“心力”——来简单地划分小说家。如果说脑力小说家依靠开发脑力来完成高超的小说叙述，那么心力小说家则在探索小说表层背后的情感深度。前者以穆齐尔、博尔赫斯、波拉尼奥等为例，后者则以普鲁斯特、卡尔维诺、阿莫斯·奥兹等为代表，再加一位即将提及的科尔姆·托宾。当然，任何一位小说家都是两股力量不同程度的混合（纳博科夫是两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此一简单划定只为分析方便。

在此基础上，我们遭遇到科尔姆·托宾小说中的第一个悖论：文本表层交织的高超技法与背后涌动的细微情绪，也即深层的“心力”是通过表层的“脑力”活动完成。虽然托宾极其娴熟的小说技法提供了一种创作典范：它极好模仿；但在这种精简的文风中潜藏的情感暗流却唯有托宾本人才能完成。这个悖论让我们想不及小说史上的任何前辈，也许是普鲁斯特，但普鲁斯特过于花哨的文风实则掩藏了技巧的明晰性；我所想到的是小津安二郎。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镜头是以极规整的形式组接，但其所展示的内容确是发生于家庭内部的情感故事，也即形式与内容的反差。与此相似，托宾的小说建立在严密的叙述法度之下（下文将提及的自由间接文体与对话的交互），而我们所体验到的却是萦绕于叙述中的情感氛围和人物内心细腻的心理活动。

这种情感氛围，与阿莫斯·奥兹小说中创造的情感氛围相异。在奥兹的小说中，叙述氛围是通过作为小说家的奥兹本人强行附加于叙述者之上完成的，而托宾则是依靠“自由间接文体”。比如在阿莫斯·奥兹的小说中，无论是第二人称叙述的《我的米海尔》，还是第三人称叙述的《沙海无澜》，都可被当做第一人称看待，原因在于这些小说均萦绕于作为小说家的奥兹本人的情感体验之下，这导致了小说中的对话看起来更可能发生于心际：不是从嘴巴脱出，而是自内心涌起，奥兹的小说展示的就是现实世界如何不断地被人物的目光所捕获并内在化。托宾的小说与此相异，托宾原原本本地遵从了现实生活背后的法度，发生于《诺拉·韦伯斯特》开头的对话片段，如同电影场景般在我们眼前历历在目。

形象与叙述

科尔姆·托宾的写作方法，遵循了如下规则：第三人称叙述段落与对话段落相互组接，前者则依靠自由间接文体完成。小说并未完全背离叙述者（小说家）与人物任何一方的声音，原因就在于此；同样，科尔姆·托宾可以为他的小说注入如此细微的情绪能量也出于此。自由间接文体可以杂糅叙述者与小说人物两者的声音，一方面脱离了第三人称平板的客观视角，得以潜进人物内心，另一方面，人物的心理活动借由叙述者转述而出，浸透着叙述者（小说家）的意识。这种在人物（主观）与叙述者（客观）两股声音间变通的叙述形式，导致了一个新悖论。

这个悖论就是小说主角的形象始终模糊不清，虽然我们一直跟随叙述者了解、获悉她的所思所想，但其形象却处于谜团之中。相反，那些围绕在女主角身边的其它众多人物，却借由几次描写和几句对话，越发饱满起来。在《布鲁克林》中，女主角艾丽斯虽然是整部小说倾力刻画的中心人物，其形象却随着对其内心世界的不断深入而渐趋迷失；而对于艾丽斯的家人、弗拉德神父、艾丽斯在布鲁克林的众室友、男友托尼及其家人，虽然只用了寥寥数笔，却因为一些特色鲜明动作与对话描写，坚实地占据着读者脑海。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诺拉·韦伯斯特》这部小说中，诺拉的形象无论着墨再多，依然模糊难以辨清，相反，她的两个儿子多纳尔、康诺，两个女儿费奥娜、艾妮作为诺拉的观察对象却跃然纸上，更不用提吉布尼公司里形象鲜明的众职员。

珍妮弗•伊根在《纽约时报》上为《诺拉·韦伯斯特》撰写的书评可谓一阵见血，“主人公与读者的情感距离如此之远，使得诺拉•韦伯斯特有时几乎像是幽灵。”珍妮弗•伊根发现了这种悖论，却未能指出产生这一悖论的原因。伊根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托宾小说中“日常生活近乎神秘”，同样可以用来指称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托宾与小津安二郎，也许是一个有趣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