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跪拜，为何郭德纲比野夫更有道理 文化观察

绝对的权威在文明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中国传统礼仪中，素有拜师时行跪拜礼的方式，但公众人物在当下效仿，则会引起轩然大波，例如此前赵本山几十名徒弟对他“一统江湖”式的集体叩首就招致骂声一片。而最近，作家野夫收徒的照片流传于网络，图中弟子也对他行磕头跪拜礼仪，此举亦引发了广泛争议。支持者认为弟子跪师父是讲道义和礼数的体现。反对者则认为，跪拜之礼是一种封建糟粕，是皇权思想的体现。为此，野夫自己撰长文称“我就是江湖”，认为磕头拜师是“循古礼”。

那么拜师时行磕头礼到底有多少必要性和合理性，对避免所谓的“数典忘祖”行为又有多少作用呢？野夫做过警察、囚徒、书商，但他为人所知，还是由于文学创作。但作为作家的野夫近日在大众视野中备受关注，是因为收徒的跪拜事件。在照片中，野夫端坐在中堂前，桌上供奉关公塑像并燃红烛，背后贴着手写的“天地君亲师”，一个年轻的男孩跪拜于地，向他行磕头礼。据称，行跪拜礼的男孩是野夫收的一个弟子，且是他朋友的儿子，这算是“易子而教”。

对此事，网络中的毁誉双方各执一词。赞同者认为跪拜礼是一种传统文化，且“跪一个拜一个，是显现各方的诚意，不该上纲上线”；反对的一方则认为：“无论如何，（跪拜磕头）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江湖跪拜与文化没有半毛钱关系。中国人被这种东西束缚太久就以为是文化、是正道，这是人类最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面对争议，野夫撰文《我就是江湖》，解释为何要求徒弟对其行跪拜之礼。文中，野夫以自己的经历说事儿，称自己师承“章黄学派”，也曾经为了求教而跪拜师父，且“民间私学，私相授受，行个跪拜礼，是仪式，是良俗，是对学问的尊重。两厢情愿，碍不着天下人的权利。所谓自由，这才是自由。”

野夫在文章里还举了不少例子，如大学问家黄侃先生为求真学问，屈身跪拜当时的国学大师刘师培的故事，可以算得上是一段学界美谈。

以大学者的历史故事说事儿，让收徒仪式中的磕头跪拜听起来似乎是无甚不当，但是野夫本人收徒的现场照片，却又让人觉得哪里不对。最大的疑点是他收徒现场，背后摆放的是关公像，关公像背后写着“天地君亲师”，燃着一双红烛，看起来真的不像是学问家收徒弟，而是江湖大哥收马仔。野夫身后的毛笔字，即“拜师礼”和“天地君亲师”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粗鄙且粗糙，一点也找不到古意，显得不伦不类，看不出是得大学者真传的后生。

既然是跪拜关公，而不是跪拜孔夫子，那么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追求“江湖规矩”，而不是“文化传统”。野夫自己也好不避讳称：“江湖之中，洪门论兄弟，青帮论师徒，袍哥论上下。”洪门、青帮、袍哥，往好里说是任侠传人，往坏里说，也即流氓匪寇，和学养、学问真是没什么关系。

虽然说江湖道统与传统礼仪，不乏相通之处，但在本质上还是根本不同的。收徒教学是为了为往圣继绝学，跑江湖占地盘则是为了权倾一方，壮大声势。若说真正“循古礼”、“求学问”，至少跪拜的应该是孔圣人，而不是关二爷。

二、尊师重道贵在“诚心正意”，而不是三拜九叩的形式主义

《礼记·大学》里说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很有道理。尊师重道在于形式，但更多在于内心的真诚。如果做不到“诚心正意”，仪式就只是个空壳。

在东方文明中，服从意志的起源和诞生，都是有其文化土壤的。甚至是今天，农村的一些地方，过年过节时，晚辈和后生仍然要对师长或亲友行磕头跪拜的礼节。但是儒家传统中尊师重道的思想，首先要从内心出发，不拘泥于跪拜本身。历来的所有形式，都是为了约束内容，所谓的三拜九叩，根本目的是为了“诚心正意”，不管对师父磕了几个头，要紧的是心里是否真的尊师重教。

对于徒弟来说，从表面化的仪式到内心的“仪式感”，是有一段距离的。下跪的人若不能真正走心，从心中生发出尊师重道的认知，那么拜师礼反而成为一时权谋的表面文章。历史上多少篡位夺权的乱臣贼子，揭竿而起之前不曾对昔日的帝王山呼万岁？可见单纯强调仪式，并没有什么用。

即使在当下，一些带有江湖色彩的传统行当中，跪拜礼也没有办法真正达到让师徒上下一心的目的。例如日前曾经制造好一阵子新闻热点的郭德纲师徒反目事件，就是对这种江湖规矩的最佳讽刺。众所周知曹云金曾经是郭德纲的入室弟子，完全秉承相声行当的教学传统修习相声，但是当师徒反目的时候，彼此尖刻的嘲讽和爆猛料式的互相揭发，又真是让人目瞪口呆。《礼记·礼器》中说：“礼，时为大。”意思是，讲究礼仪的原则是：首先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其次要遵循伦理道德规范，再次要针对不同对象，分清不同情况，最后还要注重自己的身份。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多元化的，但每一元应该站稳自己的立场，不能同时宣扬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要“知行合一”。野夫自己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同时我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两者在逻辑上却是自相矛盾的。三教九流的江湖规矩，与社会契约和法制精神，确实格格不入。

野夫在此前的许多文章中，都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收徒一事上，却又宣称对待学生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别说跪拜，老子这脾气，你要敢欺师灭祖，我得拳脚上身”，这绝不是尊崇自由、平等、民主的自由主义者的言论。如果在对待社会和他人的时候，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在教授学问的过程中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这只是要占尽所有便宜，逻辑混乱到有些荒诞了。



目前，相声、戏曲、武术等传统文化色彩比较重的领域，确实还存在着某些师从古人的礼节传统，学艺拜师时，三跪九叩地拜师父、拜祖师爷并不罕见。但是传统艺人与野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坚持着这些古礼的同时，并不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例如，相声艺人郭德纲多次表明，自己在整个德云社的师徒体系中是“爸爸”、“一家之主”，要求徒弟与自己上下一心。不管他的主张是否合理、有效，至少对照野夫的言论，郭德纲之类的传统艺人们知行合一，所说即所做。

更应当认识到的是，江湖规矩到了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早就不是古时候那样生猛和蛮横的霸王条款，更多的是转化为一种温情脉脉的道德约束。要知道清代末年，如“富连成”之类的戏班子收徒弟，父母要在文书上摁手印，弟子若是“走失逃亡”，师父有权“打死勿论”。在电影《霸王别姬》中，京剧学徒小赖子就上吊自杀，可是并没有人来维权闹事，那是江湖规矩还有一席之地的时代。如果类似这种情况出现在当代，自杀学徒的父母恐怕要和师父打官司了。所以，即使如郭德纲这样尊崇相声门规的“角儿”，也不敢公开宣扬对徒弟有生杀大权，最多是列个家谱，把不听话的徒弟在文书上“清理门户”。

如今的江湖早已经不是昨日的江湖，在江湖规矩之外，更大的是法律和社会道德。契约精神和法律制度，是当下社会运行中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行为底线，江湖规矩只能在守法的范围内运行。正是由于残暴的江湖规矩与理性的现代文明水火不容，历史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不应该是不同文化立场者的一个共识，而仅仅是生存在现代社会中所有人的一个常识。三教九流的江湖规矩，与社会契约和法制精神，有格格不入之处。社会契约和法制精神，应该大于所谓的江湖道统。传统文化中的尊师重教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仪式上，而更多的是在于“诚心正意”，否则磕再多的头，也没有办法树立师父的权威，更不可能矫正所谓的“数典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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