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勺子傻子，傻傻分不清

在去年寒冷的十二月，我采访了一些陈建斌的旧友故人，他们都用自己的故事为这个“不好相处”提出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后来，那篇采访稿就被定名为“讨厌的陈建斌”。...



因为采访陈建斌，我在去年冬天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寒冷。

当时他刚刚因为《一个勺子》拿下金马奖影帝和最佳导演新作奖。再加上《军中乐园》的最佳男配角，金马奖颁奖礼上，陈建斌三次领奖，将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勒东的一句诗念了两次：

“我已找到，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

比起这句充满文青意味的领奖词，更容易理解的也许是妻子蒋勤勤含着眼泪的告白：

“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绝对标准的勺子。”

“勺子”是西北话，意思就是傻子。这部导演处女作从出生到上映都历经波折，用陈建斌的话说“拍摄的时候遇到了所有新导演都能遇到的问题”，但没有一个出乎他的意料。

后来，因为一个出乎他意料的问题，电影档期从五月推到十一月。

电影上映前一周，我在北京百老汇看了这部电影。结束后有观众问觉得陈建斌拍了商业片还是文艺片。1988年，18岁的乌鲁木齐青年陈建斌没有考上大学。作为家里三个孩子里的老小，他腆着脸在家当起了待业青年，平日里就去群艺馆学唱歌、朗诵、演戏。那一年，他看了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被二战里躲着纳粹排戏的演员撩得心痒痒，也梦想着进入银幕里的世界。



对我说这些的时候，44岁的陈建斌穿着暖和的雪地靴，戴一副Tom Ford的墨镜，坐在段祺瑞府旁一间二楼的房间。他刚刚在屋外凛冽的空气里拍完封面大片，面前的茶几上还放着准备好的一大包暖宝宝贴片。

冬天的落日分外早，五点就在西边的窗户上投下懒洋洋的红色光晕。落日余晖里的陈建斌心情看起来不错。两日前他在金马奖拿了三个奖，自导自演的《一个勺子》获得了5项提名，拿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新导演奖。这是他的导演处女作。



“真的要去天津吗？就在这里采访不行吗？”他和颜悦色地问我。

他曾经在一次专访中反问某门户网站记者：“你记得《美国丽人》第一个镜头是什么吗？不记得，那你还怎么和我聊？”真实存在的惨痛案例让我在采访前一直惴惴不安。甚至当他一提到《最后一班地铁》，我的脑瓜中就立刻开始飞快地搜索着这部电影的第一个镜头。然而那天的会面里，他始终保持着这股愉悦的态度，让我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按照计划，我会在周六跟随他在天津拍一天电视剧的外景。充分的观察后，再进行一次采访。我在星期六早上九点就抵达了天津。从火车站到酒店的路上，我想起他昨天瞥见的暖宝宝，于是赶紧折到一家便利店，也买了一大包。



在五大道上很容易找到了外景地。这里本就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省却了置景的麻烦。院里摇臂、滑轨一应俱全。陈建斌抵达现场的时候中午刚过，两辆集装箱车正往一个院落里卸着货物，拍电视剧也许是最考验耐心的工作之一，角色的每一个动作被分解成不同的机位，反复拍上几次。

陈建斌穿一件笔挺的国民党墨绿军装，大多数时间保持一言不发。下午三四个小时的光景，拍摄的镜头却有限：他被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送到屋前，然后再拎着公文包离开，仅此而已。

作为电视剧的一号男主角，他有自己专属的房车，只有在现场一切准备就绪，才从房车出出来。他的身边跟着两个助理。男孩已经和剧组的各工种打成一片。女孩则沉默得多。她背一个双肩包，陈建斌一伸手，就飞快地从包中拿出剧本。陈建斌看完，顺手递给她，她又熟练地塞回背包中。她悄声示意我：“不要在片场问老师问题。”

日落后，一辆双门小巴车送陈建斌回酒店休息。我坐在车的后座，然后陈建斌上来，助理女孩熟练地爬上了副驾驶。从五大道到湖畔区，一路上十余公里，车内始终一片沉寂。下车之后，助理同样嘱咐我：“不要着急，老师答应你，采访肯定会做的。”

大概两个小时后，我们又从酒店回到了片场。天已经完全黑了，夜晚的林荫道被一根高耸的灯照得豁亮，空气越来愈冷了。现场指导的副导演把冲锋衣的拉链拉到了下巴。我跺了跺脚，想起了包里的暖宝宝。我撕了两张，贴进两条小腿袜子的边缘。一股暖意马上从脚边涌了上来，但并没有坚持多久。冷得不行的时候，我只好躲进下午拍内景的房间蹭一会暖气。

建筑内是典型的民国洋房格局。进门一个硕大的门厅，直走有一个豁然开朗的客厅，进门右手边有一些偏房，被征用成为了剧组的化妆间。靠墙一溜排或站或坐，都是等着演戏的群众演员。这天晚上安排了一场群戏，屋外寒冷，他们都在这里等候自己上场的时刻。

我进屋没多久，就有一位大叔让出了他正坐着的真皮沙发，让我也坐一会。在屋里的群众演员的大多是五十开外的天津本地市民，其中的一位阿姨，担任现场演员已经有头十年。“《金粉世家》里董洁和陈坤结婚的戏，我就站在他俩旁边！”她有些自豪地告诉我。十年来很多戏都选在天津拍摄，她也见过很多明星。哪些明星没有架子乐意和群演合影，就是好明星，在这个“戏龄”十年的老演员眼中，是非好坏非常简单。

然而到了九点半，这些一直闲坐的群众演员，也失去了等候的耐心。要拍的戏迟迟没有声响晚上十点半，他们没有等来自己的戏，却等待来了今天夜戏中最重头的一场：剧中男一号中枪倒地。

凄厉的枪声撕破了夜幕，陈建斌背靠一辆黑色老式轿车，应声瘫倒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周围一片寂静，现场超过几十双眼睛盯着他。他的手挣扎着伸向怀中，面部持续抽动着。

“过！”导演一声令下。陈建斌爬起身。助手用一秒的时间为他披上长及脚踝的羽绒服，下一秒，他的手中又多了一根丹纳曼的细雪茄。拿着雪茄，他一言不发地走向监视器，查看刚才那段表演的回放。一扬手，助手适时递来便携烟灰缸，盛放抖落的烟灰。陈建斌对自己刚才的表现还算满意，只是提出“好像有一个地方虚了一下”。听到副导演说可以剪辑过去，他又不带表情地点了点头。

笑容出现在他脸上，是因为工作人员提起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一个勺子》。“夸张地说，处女导演能碰上的所有问题我都碰上了。”尽管还穿着电视剧里国民党军官的行头，喜形于色的他变回了导演陈建斌。他伸出戴着雪白手套的双手，比划着跟大伙儿讲述起自己拍电影时的事。“原来吧，我只做了五块钱的打算，结果别人特别热情，跟我说，来吧！于是我的预算有了十块钱。但真到开拍，那个后来的五块钱不靠谱，走了，我又只剩了五块钱。”

那天晚上，群演们一直等待着的那场戏最后还是没有拍。老阿姨最后也没能遂了心愿和《甄嬛传》的皇上共戏。然而即便是这样，她也对这个片场总是冷着一张脸的“皇上”有了自己的判断。
“不好相处。”讲这句话时，她一边低头发短信呼唤儿子来接她，一边摇了摇头。1997年的一个晚上，还在读研究生的陈建斌在中戏操场上散步，被回学校玩的孟京辉叫住了。孟京辉问：“你干什么呢？” 陈建斌说：“没事，闲着。” 孟京辉说：“我正在排一个话剧，你来吧。”陈建斌点点头，答应了。当时他们排的戏叫《爱情蚂蚁》，是一部小剧场话剧。戏剧研究所投资一万块，场地和布景分别分走一半，没有钱剩下给演员。排戏的时候，陈建斌、周迅（男）、陶红和孟京辉四个人搭伙吃饭，大家轮流付钱。四人里只有陈建斌还是个穷学生，回回轮空。



那一年，意大利作家达里奥·福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年，孟京辉把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排成话剧，陈建斌还是男主角。《爱情蚂蚁》里他觉得自己有话说不出，这次才终于找到了演戏的感觉



后来，他跟着剧组一起去意大利都灵演出。演出结束，孟京辉因为其他工作多留了一天，陈建斌和当时的国话院长赵有亮一起回来。下飞机经过哈根达斯冰淇淋店，陈建斌走不动路了。赵有亮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想吃冰淇淋。”“那吃啊。”陈建斌老实回答：“我没钱。”

1990级中戏表演班是为新疆话剧团定向委培。毕业后十几名同学都回到了新疆，没到两个月，大家都纷纷跑回了北京，继续拍戏、当“北漂”，只剩下陈建斌一个人。这一年时间里，他每月拿着300块工资，只有一个本子找上门，他翻了翻，拒绝了。其他同学劝他也回来当一个“北漂”，但陈建斌觉得自己不会交际、不懂应酬，也没有“漂”的能力。直到中戏班主任何炳珠在电话中跟他说：“你考研究生回学校吧。”他终于来了精神，决定“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回来。

那一年里，陈建斌跟王学兵相互通过一次信。王学兵记得自己写的很简短，在信的最后用有点酸的文字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北漂”也有不为人知的辛苦。陈建斌的回信更简短，只是向王学兵表达了一下回北京的决心。“其实我们平时交流都不会这么酸。”二十年过去，当年的信件早已不知所踪。王学兵想起自己在信里吐露的酸楚，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一个人呆在新疆，为考研独自准备，应该更难熬吧。”王学兵的话与话之间，常常有很大的空隙，然而每当我下定决心插话时，他又会重拾自己的语句。只有问起陈建斌大学时是不是挤兑他的问题时，他的语句干脆利落，没有思索：1992年，欧美电影还算稀有资源，金琛家里有些国外关系，成为同学间的碟源。陈建斌弄丢了他的两张影碟，一张是吕克贝松的《碧海蓝天》，另一张两人都记不起来了。陈建斌心下愧疚，在中戏旁的小饭馆请金琛吃了顿饭，就算成了朋友。1999年，金琛请陈建斌演自己的电影《网络时代的爱情》，说好了没有片酬，陈建斌也不计较。拍完这部电影，宣传时金琛提到自己已经为下一次电影物色好一篇短篇小说，但不知道找谁来改。陈建斌当下自告奋勇。就在采访高群书的同一天，我终于等到了和陈建斌的第二次采访。虽然在室内，他依然戴着那副Tom Ford的墨镜。在问完所有的问题后，我终于提出了我一直想问、却又无关紧要的问题：

“你为什么一直在室内戴着眼镜呢？”

“这个啊，”他摘下墨镜，揉了揉已经被镜架卡出印子的太阳穴，“我眼睛怕光。”（本文部分发表于2015年第一期《GQ》智族，标题为“讨厌的陈建斌

另一部分发表于豆瓣图书作品《变形记》，可以戳”阅读原文“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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