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茶道的形成
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饮茶的方式在唐代逐渐由药饮和粗放式煮饮发展成为细煎慢吸的品饮,发展演进为艺术化、哲理化的茶艺、茶道。...
汉语中的单词的意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意蕴十分丰富, 仅就“道”字的常用意义而言, 在《辞海》中就列了15 种义项。它既指道路或水流通行的途径, 又指方向、方法、法则、规律、道理、道德, 还代表学术或宗教的思想体系; 也可以说“道”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在传统文化体系中还是一种非常玄妙的人生观, 并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自已的一种宗教---道教。
“茶道”一词也一样, 它既可以指茶的采造煮饮的方法和技艺, 又可以指通过茶事活动所反映的有关的思想、理念及宗教性观念, 这里的“道”即茶事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所以,“茶道”,茶中之道, 既是法规,又是理念。
“茶道”一词在我们所见的古文献中最早见于唐代的记载。唐·封演《封氏闻见记》: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 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 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 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 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在释皎然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中也有此说: “一饮涤昏寐, 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 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 何需苦心破烦恼。…… 孰知茶道全尔真, 唯有丹丘得如此。”
正如《封氏闻见记》所言, 唐代中国茶道的形成与被后世称为“茶圣” 、“茶神” 的陆羽(鸿渐)有密切关系。
陆羽出生于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县) , 幼时即被龙盖寺(后改称西塔寺) 的智积禅师收养, 在寺中长大。
《全唐文·陆文学自传》: “始三岁, 载露, 育乎大师积公之禅院”。他自幼好学, 为积公煮茗, 但他不愿阪依佛门, 十一岁即逃出寺院, 去学演戏, 受到当时被贬到竟陵当太守的李齐物的赏识, 李齐物介绍陆羽去天门西北火门山的邹夫子处求学。
此后, 陆羽四处游历, 曾到过鄂、赣、皖、苏、浙的茶区, 最后在盛产名茶的湖州若溪结庐隐居。其间结交了皎然、李治、孟郊、张志和、刘长卿等名僧高士，于765年根据32 州、郡的实地考察资料和多年研究所得写成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初稿。
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陆羽《茶经》的内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可以说, 由于陆羽的功绩, 在唐代，中国茶道已经基本形成。中国茶道形成于唐代, 这决不是偶然的。
从传说时代“神农尝百草”时以茶解毒至秦汉和魏晋时期基本上是茶的药用和粗放煮饮时期, 但那时人们已经开始逐渐认识了茶的本性。《神农本草》: “茶味苦, 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神农食经》: “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梁代·陶弘景《杂志》: “苦茶轻身换骨” 。
诸如此类的记载还很多, 多涉及身体与精神两方面, 这些对茶性的认识为茶后来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宗教中的用途奠定了基础。茶文化在唐代的大发展, 陆羽的贡献功不可没。
说到茶道, 包括茶道思想、茶道程式、茶道规则、茶道用具等几个方面。中国茶道形成于唐代，这是因为这几方面的因素在唐代已经基本定型。
下面仅以陆羽的《茶经》为例概略地加以叙述。
《茶经·一之源》: “茶之为用, 味至寒, 为饮, 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陆羽强调饮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旨在正雅精俭, 把茶当作养廉和励志、雅志的手段。
“精行俭德” 即为陆羽的茶道思想。
《茶经·五之煮》中又说“茶性俭, 不宜广, 广则其味黯淡”。
唐朝另一著名茶人卢仝流芳百世的茶歌《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名七碗茶诗)中也有赞茶“至精至好且不奢” 的诗句, “不奢” 即“俭” 。
刘贞亮的“茶十德” 中也强调“行道” 、“雅志” , 这些也正是中国茶道的基本思想。
如齐国的布衣宰相晏婴“食脱粟之饭, 炙三戈五卵, 茗茶而已”。
又如陆羽称之为远祖的吴兴太守陆纳, 陆纳用来招待卫将军谢安的只有茶和果品, 陆纳的侄子陆椒私下准备了丰盛的酒食, 谢安走后, “陆纳杖责陆椒四十板” , 因为陆纳认为陆椒玷污了自己俭朴的清名。
还有引自《晋书》的记载: “桓温为扬州牧,性俭, 每宴饮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 。
用茶来显廉示俭的例子还有: 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 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
陆羽在《茶经》中记述的这些名人轶事也正是他自己的茶道思想产生的土壤和基础。“俭” 是陆羽茶道的基本思想。他创制的茶道用具也大倡俭朴, 如制“鍑”(锅)“用银为之至洁, 但涉于侈丽” , 所以“卒归于铁也” 。
陆羽《茶经》对中国茶道的程式, 规则和用具作了统一规范。
《茶经》专列一节论述茶之器。
道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易·系辞上》: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 是无形的, 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的, 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
《茶经·四之器》对24 种煮饮茶器具的设计制造, 炙茶、煮茶火候的掌握,对水源的选择, 特别是煮茶过程中对水沸的处理以及对沸水面上茶的沫、饽、花的培育和酌茶分配、饮茶要领等等技艺,都有非常细致而具体的描述。
唐·皮日休评论说: “茶事, 竟陵子季疵言之详矣。…… 季疵以前, 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 与夫渝蔬而吸者无异也。…… 季疵始为《经》三卷, 由是分其源, 制其具, 教其造, 设其器, 命其煮。”
《茶经·六之饮》总结了从采茶到饮茶整个过程中九个较难掌握的关键及各个关节须禁忌的事。即陆羽所谓的“茶有‘九难’ : 一曰造, 二曰别, 三曰器, 四曰火, 五曰水, 六曰炙, 七曰末, 八曰煮, 九曰饮。”
陆羽认为, 在有云的天气采摘茶叶, 入夜后才焙炙, 这是不正确的制茶法。嚼尝茶叶的味道, 嗅其香味, 此非鉴定茶叶好坏的好方法。有腥味的鼎甑, 不是好的茶器。树脂多的柴薪或厨房用的木炭, 不是好的燃料。急流或静止之水, 水质欠佳。茶外层已炙好而内部仍是生的, 不算会炙茶。末茶呈绿色或青白色的,不是上品。手法生硬搅动急速, 这不是煮茶的方法。夏天饮茶, 冬天不喝, 无法知道茶味。
这“茶之九难” 应该算是陆羽总结归纳了前人的经验而制定的茶道规则。
陆羽在此还指出了待客饮茶的分配办法。在《茶经·九之略》中陆羽阐述了在深山、野寺、泉涧边、岩洞里等特殊环境下, 茶的煮饮过程中可以省略的一些程序和器具, 但同时指出: “但城邑之中, 王公之门, 二十四器阔一, 则茶废矣! ”
茶道自有其程式及用具的规则, 有规矩才能成方圆。
唐代社会已具备了中国茶道形成的物质基础和思想积累。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帝国时期已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唐朝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社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 国势强盛, 经济繁荣, 各种哲学、宗教观点、学术思想异彩纷呈, 交相辉映, 形成一种多元的开放格局, 多种来源多种流派的文化在此进入文化上的综合创造时期。文化的融汇激发理论上的重新思考、融合、深化和提高。
唐朝前期的社会大发展是全方位的, 其经济繁荣也是全面的,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交通各个方面。经济的繁荣特别是交通的发展对促进文化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唐代的茶业( 包括制茶业和茶叶商业) 也十分发达。唐时的产茶区特别是名茶产地增多, 《茶经·八之出》记载了当时的主要产茶区共42 州, 分为山南、淮南、浙西、浙东、剑南、岭南、黔中、江南等几大茶区。可以说是产量颇大, 且名茶不胜枚举。唐·封演《封氏闻见记》: “茶自江淮而来, 舟车相继, 所在山积。” 唐·李肇《国史补》: “风俗贵茶, 茶之名品益出。” 这时饮茶也逐渐普及而形成风气, 《茶经·六之饮》中也说“茶之为饮, ……傍时浸俗，盛于国朝, 两都并荆、渝间, 以为比屋之饮。”
这些都为唐代茶文化的发展和中国茶道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营造了适宜的氛围。
唐代中国茶道的形成还有着丰厚的思想渊源。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思想的精华而形成的。
陆羽创立中国茶道的总格局, 实际上是儒、释、道诸家思想的合流和对其的综合创造。随着隋唐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建立, 文化上表现为各种文化兼容并包、交融发展, 即不仅尊崇儒学, 而且佛、道并重。因此, 在陆羽的茶道思想中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时代特点。
在茶道的形式和用具上, 陆羽借鉴了儒家经典《周易》的思想。他所制的器具, “风炉以铜铁铸之, 如古鼎形。厚三分, 缘阔九分, 令六分虚中, 致其坛漫。” 此即利用易学象数原理严格定其尺寸、外形。
风炉一足上铸有“ 坎上巽下离于中” 的铭文, 坎、巽、离都是《周易》中八卦的卦名, 坎(三) 为水, 巽(二) 为风, 离(三) 为火。陆羽还将这三卦及代表这三卦的鱼(水虫)、彪(风兽)、翟(火禽)绘于炉上。因其“‘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 风能兴火, 火能熟水, 故备其三卦焉。”
五行和谐是中国人辩证的自然观和社会理想, 陆羽把它引入茶道之中, 认为水、火、风相结合才能煮出好茶。
风炉另一足上铸的“体均五行祛百疾” 也是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 观念的反映。五行相生相克, 阴阳调和, 从而可以达到“祛百疾” 的养生目的。阴阳五行观也是中国道家的基本观念范畴。
陆羽创造的“鍑”(锅) 也特意“方其耳以令正也; 广其缘以务远也; 长其脐以守中也” 。这“令正” 、“务远” 、“守中” 的思想也正是儒家的治国之理。
在中国茶文化中, 比较明显地反映出中国儒、道两家思想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实际状况。中国的士大夫和文人阶层, 大多推崇“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既主张积极入世, 又不反对退隐、避世。
陆羽创立中国茶道的基本技艺也十分推崇自然之美, “六之饮” 中陆羽慨叹“天育万物，皆有至妙, 人之所工，但猎浅易。” “五之煮” 中详细描绘了煮茶时沫饽的变化之美“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 又如回潭曲诸, 青萍之始生; 又如晴天爽朗, 有浮云鳞然。其沫者, 以滓煮之, 及沸, 则重华累沫, 蟠蟠然若积雪耳。” 茶之情趣与自然之美的神韵相合, 也一直为中国的茶人们所看重, 于是才有松下煮茶和煎雪品茗的雅趣, 在文人墨客的诗中也才有山寺野泉物我合一的意境。
唐·陆龟蒙的“闲来松间坐, 看煮松上雪。”
唐·钱起的“竹下忘言对紫笋, 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 一树蝉声片影斜。”
唐代僧人灵一的“野泉烟火白云间, 坐饮香茶爱此山。”
唐·皇甫曾的“幽期山寺远, 野饮石泉清。”
中国茶道在唐代形成的一个关键成因与佛教中的禅宗在唐代的发展密切相关。
唐代初期至中叶, 佛教发生了一个重大改革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派, 这就是“禅宗” 。
“禅” 是从印度的 “禅那” 一词转化而来, 指的是佛教中一种修行的方法。禅宗认为, 自己接受了释迦牟尼的直接的秘密的传授, 是“教外别传” 、“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的心传, 它的根据就是人自己的“本心” 。照禅宗的说法, 释迦牟尼的这种秘密传授, 称为“密意” 或“心法” , 在印度经过27 代的传授, 到梁武帝时经达摩传到中国, 又经过5代传给慧能(638一713年)。
禅宗一派经慧能的发扬光大进而逐渐取代了其它宗派, “禅” 在中国成为了佛教的别名。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禅宗是汉化了的佛教或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它既不象小乘佛教那样宣传出世迷信, 也没有大乘佛教那样多纯粹的哲学思辨, 而是多了一些调和性、融摄性和简易性, 偏重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 所谓“参禅悟道” , 重视“顿悟” , 主张佛在“心内” 、内心清静空无便是佛。
从上可知, 由于禅宗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 与儒家的中庸思想和道家的清静无为等思想都有相通之处, 并且免去了许多清规戒律, 比较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禅宗在唐代发展很快, 僧人行遍天下。而茶的平和、益思、去魔祛邪、淡泊去欲、令人清醒不眠等品性又正与禅宗相通, 所以茶与禅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蛮匝志》记载, 觉林寺的僧侣“待客以惊雷(中等茶), 自奉以营带草(下等茶), 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 最下以自奉也。” 寺院还多按佛祖规制, 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总之, “茶禅一味” 是有所体现的。
正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 所说: “开元中, 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 大兴禅教。务于不寐, 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 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 遂成风俗。
陆羽一生勤读古籍, 精研佛、道经典, 学识广博, 喜交良友, 其中不乏名儒、高僧和道士。这些也是陆羽确立中国茶道的指导思想和创立茶道基本格局的有利条件。
可以说，茶道在唐代由陆羽始创, 这绝不是偶然的。
---《农业考古》1995年-02期
END
来源：香叙堂 茶人和一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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