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布里顿

文化载体的越来越庸俗化，创造便通过复述的形式表现出来。...

将波兰作曲家克利斯托夫·潘德列茨基比作“我们时代的布里顿”，是我突如其来的灵感。

也许有人对布里顿并不以为然，但他在我的心中却重要得很，他属于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一类的人，所以他尽管逝于1970年代，但我与他却有着世纪的隔膜，在20世纪众色纷呈的作曲家当中，布里顿更像是一位19世纪的长寿者而不是先知。

我想我已经给予了潘德列茨基一个最高的评价。因为听他的最新作品，使我的思绪同样返回到往昔，这是多么奇特的现象。我知道我对他仍处于近乎一无所知的状态，我差不多把握不住他的音乐思想，艺术风格。我听得越多他的作品，便越觉得他的光怪陆离，变幻莫测。我肯定现在有两种人对他的了解是存在着角度不同的偏颇的，一部分人的耳朵仍停留在《广岛受难者的挽歌》和《辐射》、《折射》上，他们津津乐道于他所发明的各种图形线条符号和能表现出色彩的“音块”。再有一部分人是今天能真切听到潘德列茨基的人，他们听《凯鲁比姆之歌》、《圣灵降临》和《信经》，然后他们认为听到了16世纪甚至更早期的东西，于是便将其划为爱沙尼亚的帕沃·帕特和格鲁吉亚的吉亚·坎切利一类，不仅有最虔敬的宗教情愫，而且伴随着阵阵悔意，这时的潘德列茨基真如天籁一般。

我惊讶于潘德列茨基的变化，因为在他第一次到北京之前，我对他在1980年代到本世纪的作品所知甚少。《圣路加受难曲》是我接触到的他最感人动听的音乐。听过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演讲之后，我的看法改变了，潘德列茨基需要这种改变，感谢他送给我的几张唱片，这几张唱片正好填补了影响我对他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的真空。正是从1980年代开始，他告别了他的“先锋派领袖”的执政时代，他不再写“有太多噪音”的作品，而是先后创作了五首交响曲和一些协奏曲，他主动地回到音乐的主流，同时并不满足于做威伯恩的传人，他选择的路线是从贝多芬下来一直到勃拉姆斯、布鲁克纳，至少也要有路径通往西贝柳斯或巴托克那里。但是他毕竟已经掌握了最新潮的音乐表现手段，而在他看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形式的最后阶段。在不远的将来，形式和倾听音乐的方法将经历巨大的变化。”可惜，在他所预期的时代尚未到来之际，他自己将目光转向了过去，“倾听音乐的方式”还未来得及发生变化，他的音乐中却充满了艺术上最要不得的折衷主义的味道，中世纪的圣咏加上色彩斑斓的管弦乐（打击乐）配器，好像来自苍穹的甜美女声唱着空洞的天主教的布道书，却能令人心醉神迷。这是潘德列茨基在今天仍能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接受的原因。不可否认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超过施托克豪森、布莱兹、利盖蒂或亨策，但若论他的在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恐怕还得将视线投到1960年代，不过，这样对潘德列茨基来说，又确实有欠公允。

潘德列茨基曾经为音乐界带来传奇和惊喜，至今人们还津津乐道他用假名报评的三首作品全部获得一等奖的故事。他的几部成名作的诞生毕竟是1950年代末最令人激赏的艺术事件之一，人们盛赞他技巧的娴熟，表现方式的丰富和他犹如受难者般沉重而赤诚的胸怀。他告别先锋派而回向传统，令人扼腕感叹，所谓“新浪漫主义”是音乐史家所给予他的无可奈何的界定，但是从他的纯器乐作品中，我们毕竟听出了勃拉姆斯的那种严整，布鲁克纳式的雾状和弦，马勒的悲愁和痛苦，他的那些短小精干的室内乐所达到的成就亦足可以与贝尔格和威伯恩的早期作品相提并论。他崇拜过巴托克和斯特拉文斯基，受过瓦莱斯和梅西安的影响，他也曾模仿过诺诺和利盖蒂，但最终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这条路并非曲径小道，它从传统延伸过来，与其说是潘德列茨基走出的，不如说是他主动靠近之后发现的。他在今天赢得的喝彩比所有人都多，随之而来的是他日益增长的在乐坛的影响力。他在50岁以后，声望达到布里顿生前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是他肯定缺乏后者与生俱来的平民气，他也同样没有布里顿那由内心深处滋生的高贵的孤独感。潘德列茨基的近期创作有日益迎合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趣味倾向，而布里顿的晚期作品却越来越转入内心的自省与独白。

我们通过布里顿的歌剧《彼得·格里姆斯》、《旋紧螺丝》和《卢克莱修受辱记》来了解他的思想，同样我们也不能忽略潘德列茨基的歌剧，它几乎就是探究潘德列茨基思想的唯一通道。他迄今为止所写的四部歌剧题材都很古老，但却暴露出作曲者对当下社会状态的极度关注，《劳顿的恶魔》叙述了对思想的禁锢所酿成的恶果，《失乐园》寄托了对摆脱不掉悲蔓延，呈剧命运的人类的同情，《黑面具》涉及种族问题，《乌布王》表现出对权力的讥讽。音乐有勋伯格的《摩西与亚伦》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俄狄浦斯王》那样的美感，但冲突的紧张和焦虑的现出前者所不曾有的恐怖的壮观，即使亨策最好的歌剧也无法达到像他那样的内在逻辑的高度完整。我在夜深人静聆听他的歌剧，常常被环环相扣的歌唱和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鼓声惊惧得毛骨悚然。我站在夜空下的阳台上，欲伸手抚摸那来自黑暗中世纪的冰冷，当我仰头准备迎接上帝所赐予的光亮时，却发觉漆黑的夜连一颗星星都没有。

我们真的没有理由去过多责怪潘德列茨基，音乐使他富有，艺术上的妥协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座上客，大量地创作委托作品使他广受中产阶级的欢迎和尊崇。但是他的灵魂中始终还保持一个有着无穷创造性的艺术家的良知，他不甘心放弃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萌生得很早，而他今天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在为他的对理想的偏离做苍白无力的辩解，这是世纪末的无常，正像19世纪末的马勒一样，他力求综合一个世纪，所有旧的和新的因素纠缠在一起，认识它们的价值却要等到下一个世纪。人们总是无比餍足地期待过多，实际上新的世纪只能带来更多的失落和惆怅。

艺术，该是向回走的时候了。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当资本主义对艺术的保护作用日益显著的时候，艺术也毫无疑问地变成它的附庸。文化载体的越来越庸俗化，创造便通过复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不是艺术家的悲哀，却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命运。

剧烈变化着的世界迫使潘德列茨基放慢了前进的脚步，他在艺术上不再特立独行，他和我们融在一起，给我们带来无比欢欣和享受，但是，回顾一下1950年代以来的音乐史和潘德列茨基个人的创作历程，我们还是只能扼腕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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