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园地】古诗之解读:注释

 

注释是解读古诗的重要手段,所以对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前人已经留下很多注本。比如我国现存最早的通代诗文总集——梁...





注释是解读古诗的重要手段,所以对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前人已经留下很多注本。比如我国现存最早的通代诗文总集——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见于著录的最早注本是隋代初年萧该的《文选音》,到唐代则有李善注本、五臣注本,以后一直注本迭出,版刻不绝。当然,经部、子部的书,注释出现得更早,我们且不去说他。因为对经部、子部的注释,从主观上就是一种曲解,比如三国时崇尚老庄清言的魏人何晏做《论语集解》,就与汉代郑玄有很大不同,被四库馆臣说成是“作反经合道之譬”,就是把儒家经典注出道家精神来了。集部的注释相对来说不会拿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主观上并不想曲解作品,尽管每个时代也会有每个时代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但作注者的本意是想准确理解作品的。

古人留下不少注释的经典,如宋代任渊对黄庭坚、陈与义集子的注释,清代仇兆鳌对杜甫诗的注释、王琦对李白集的注释;今人也留下了不少注释的经典,如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邓广铭的《辛弃疾词编年校注》,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剑南诗稿笺注》等等。怎样去做注释是大学里的一门课程,要讲一个学期,这里不去重复大学老师的工作,只说应该怎样读懂作品,因为注释只是读懂作品的一个手段,能够读懂作品,我们完全可以得鱼忘筌。而且尽管加注的作品已经很多,但大量的古诗都是没有注释的,我们的目的是举一反三,读懂没有加注的作品。所以我要说的是不能盲从轻信,不可尽信古人、不可尽信名人、要用自己的头脑去读书。

1、不可盲目轻信古人

古人留下的注释很经典,但并不是没有失误。因为古人、前人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没有见识过电脑和互联网这么奇妙的东西。他们凭的就是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勤奋,出错是难免的。下面就看看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里出的错。

仇注杜诗之误

    ①史实不确∶杜甫《所思》∶“苦忆荆州醉司马,而今樽酒定常开。”杜甫自言荆州司马是崔漪。仇注引蔡梦弼注曰∶“崔漪盖自吏部而谪荆州司马也。”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亦从此说,而将仇注中表推测的“盖”字略去。言“崔由吏部贬荆州司马。”此系因袭旧说而误。实际上崔漪并非由吏部贬荆州司马。《旧唐书·肃宗本纪》称∶崔漪与杜鸿渐是拥戴肃宗自立的功臣,肃宗即位后擢升“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又据《旧唐书·颜真卿传》载∶“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真卿劾之,贬漪为右庶子。”可知崔漪是由吏部贬右庶子,并未离朝,贬荆州司马事史传无载,倒是杜诗所言可补史传之阙,诸注本所言史实均误。

②出处不确:杜甫《题桃树》“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信莫打慈鸦。”仇注“儿童”句曰:“古乐府有《莫打鸦》。”(标点依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但遍查《乐府诗集》,并无“莫打鸦”之题,翻检汉魏乐府,亦无直言“莫打鸦”者,惟《魏泰诗话》载赵宋之梅尧臣作有《莫打鸭》诗,讽宣州守笞打官妓事。诗曰:“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向池中宿,不比孤洲老鸹鸧。鸹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荒。”仇兆鳌必以“鸭”为“鸦”而误记为古乐府矣。

③语词不确:杜甫《绝句漫兴九首》:“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仇注:“鲍照诗:‘翾翾燕弄风,袅袅柳垂腰。’”如仇注,首先将“柳”与“腰”联系在一起的便是鲍照。查鲍诗,其《在江陵叹年伤老》曰:“翾翾燕弄风,袅袅柳垂道。”如此,鲍诗与“腰”并无干系,引诗所注者惟“袅袅”二字而已。首先以“腰”状柳者实是北周的庾信。其《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诗曰:“上林柳腰细,新丰酒径多。”从庾信到杜甫,虽描述上重心稍有倾斜,然所言“柳腰”,重心俱在于“柳”;而今之“柳腰”,则重心在“腰”。从以人状柳,到以柳状人,此又古今词义之一转也。中华版《杜诗详注》已在出版说明中指出仇注引书常有错误。我在选注杜诗的过程中细加检核,发现果然不虚,且经过查证的引文常有于注杜无补的情况。此举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馀不赘。

④脱注典事∶杜甫《园人送瓜》“东陵迹芜绝,楚汉休征讨。”仇兆鳌《杜诗详注》承宋赵次公注,仅注上句为故东陵侯邵平青门种瓜典,下句失注。下句实亦隐括种瓜典事。据刘向《新序·杂事》载,战国时梁(梁即战国时的魏国。魏惠王曾迁都大梁,故称梁)大夫宋就曾为边县令,地临楚界。楚梁边亭俱种瓜,梁亭瓜美。楚人妒而夜骚之,至有死焦者。梁人欲骚楚瓜以报复,宋就不许,且派人夜间偷浇楚瓜,使楚瓜亦美。楚汉由是成为睦邻。这段故事亦见于贾谊《新书·退让》,文字大同小异。“休征讨”当由此出。诗先赞美送瓜主人,再叙食瓜之乐,末以种瓜典事做结。脱注搔瓜之典,楚汉句便无着落。(本人杜诗选注本《每依北斗望京华》前言曾谈到仇注中的问题)

王琦注李白诗之误:

    《白头吟》:“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王注引《西京杂记》赵飞燕女弟遗飞燕琥珀枕,然事与“白头吟”诗意无涉;复旦大学中文系注本《李白诗选》(人文社版)于此失注。窃以为二句本事与陈思王赋洛神事有关,《文选》尤袤刻本的注记曰: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赍植(送给曹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

此事亦略见于《太平广记》卷311引《传记》“萧旷”条、卷375引《神异录》“邺中妇人”条,宋王铚《默记》辨此事之伪甚详,然李白诗中用此以达男女情事,正相关合。玉刻作虎形即为“琥”,以“玉镂金带枕” 为琥珀枕当无不可。

2、不可盲目轻信名人

唐圭璋注《宋词三百首》之失

〇柳永《夜半乐·冻云暗淡天气》“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鸣榔”,唐注:“击梆惊鱼,使鱼聚于一处,易于取得。”实际此处鸣榔乃苏轼《前赤壁赋》“扣舷而歌”之意。既言“归去”,何还“取鱼”?唐先生门下弟子从老师之说而误的情况恐怕在出版物中还可以找到。

钱锺书《宋诗选注》脱误

〇陈师道《绝句》:“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钱注只引作者《寄黄元》“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之同类诗相佐证,脱注典事。末句实用《庄子·盗跖》“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

〇江端友《牛酥行》:“有客有客官长安,牛酥百斤亲自煎。倍道奔驰少师府,望尘且欲迎归轩。守阍呼语‘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复倍于此,台颜顾视初怡然。昨朝所献虽第二,桶以纯漆丽且坚。今君来迟数又少,青纸题封难胜前。’持归空残辽东豕,努力明朝趁头市。”“青纸”句钱注:“你送的礼只用青纸包扎,远比不上漆桶装的。”实际上“题封”等于贴标签,是贴在包装之外的封签。百斤牛酥(牛奶中提炼出来的黄油),不可能只用青纸“包扎”。

再讲一个有关不盲从的例子:

北宋真宗皇帝赵恒(998—1022年在位)一天闲来无事,便问宰相丁谓:“唐时酒价几何?”丁谓是个机敏狡诈的人,非常善于应对,当际回答:“每升三十钱。”真宗问:“你怎么知道?”丁谓引杜甫之诗为证说:“老杜言‘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由此知一升三十钱。”真宗很欣赏他的回答。(始见载于《玉壶清话》)清人王夫之却不以为然,他在《姜斋诗话》中说:“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估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其实“斗酒十千”的说法是唐人用典,因曹植在乐府杂曲歌《名都篇》中有这样的诗句:“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我们是否可把这看作是汉魏时酒价暂且不论,但在唐人笔下,“十千”只喻酒质,不论酒价。如李白诗“金尊美酒斗十千”、王维诗“新丰美酒斗十千”、许浑诗“十千沽酒留君醉”、权德舆诗“十千斗洒不知贵”,均是如此。也有人开玩笑说:李白饮的是美酒,所以一斗十千;杜甫饮的是村间茅柴酒,酒质恶劣粗硬如茅柴,所以一斗三百。这不过是一时的戏谑之言。

那么汉唐酒价究竟几何?有没有比诗更可参证的文字材料?回答是有的。魏文帝曹丕在《典论·酒诲》中说:“孝灵之末,朝政堕废,群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尤甚,斗酒至千钱。”看样子斗酒千钱便是当时的最高酒价了,曹植的斗酒十千之说只是文学的夸张。另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782)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值)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这是实行国家专卖后的指令性酒价,也是最高酒价。一斛为十斗(南宋末改为五斗),售价两千至三千,那么一斗酒的售价就是两百至三百,看来杜甫诗里的斗酒三百还真是“可为一时之史。”但物价只有在商品的横向比较中才能显示出实际意义。在一个比较接近的时段里,其它紧俏商品的价格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牡丹花的价格。白居易在《买花》诗中说:“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束等于五匹,五束素便是二十五匹白绢。依贞元八年(792)的比价,一匹白绢合钱一千六百,如此算来二十五匹便是四万钱。一株红牡丹四万钱,一斛酒三千钱,应该说酒价并不算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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