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馄饨记
馄饨记李成 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确是一个处处有美食的国度,各种食物数不胜数;同样的一种或几种食物,做出的食品花样...
馄饨记
李成
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确是一个处处有美食的国度,各种食物数不胜数;同样的一种或几种食物,做出的食品花样百出,而且食用起来也很方便,不必如西餐要有刀、叉等多种器具。比如同是面食就能做出多少式样,和水煮的就有各种面条、水饺和馄饨。其实这三样最初可能是同出一源,就是拿面团揪成一片一片下锅——开水锅里煮,后来才分成包馅不包馅的两大类罢了。西汉扬雄所作《方言》里提到“饼谓之饨”,馄饨是饼的一种,若以汤水煮之,则称为“汤饼”。这也说明面条、水饺和馄饨“同源说”之不虚。
中国美食大多有一个甚至多个富有诗意的名称,各个还附会有美丽的传说,这也是文明历史悠久的明证之一吧。比如馄饨的名号就较多,江浙一带大多叫馄饨,广东则称云吞,湖北称包面,江西称清汤,四川又叫抄手,还有新疆的叫曲曲,不一而足,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至于为什么这样叫或那样叫,各有说法,有“馄”和“饨”谐音两个少数民族部落(匈奴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部落)的,有借自道家以之象征天地混沌未分的,有西施做给吴王夫差吃以讥其混沌(糊涂)的,也可以说莫衷一是,似乎可以并存。相对而言,我更喜欢“云吞”、“抄手”这两个叫法。你试想,“云吞、云吞”,馄饨如云,好吃有味,直欲一口吞下,多有想象力、诱惑力(云则让人联想到馄饨的柔软、柔和);“抄手”呢?抽象一些、费解一些,不要紧,也可以解释为要将盛放馄饨的碗盘端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拿着调羹高高地抄起,有滋有味地品尝,这不也很恰当吗?总之是形容馄饨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
馄饨在我家乡却是叫“水饺”或“饺儿”,这似乎有点直白和“俗气”。水饺在北方就是指饺子,但我家乡几乎没有吃饺子的,人们说“下碗水饺”,则就是指煮一碗馄饨无疑。说“饺儿”也是一样。
想起来,这馄饨还是我少年时代唯一在饭店里吃过的食物。那时候,县城里(更不要说乡下了)几乎没有几家饭店,有饭店一般也没人摆酒席——谁有这个实力呢?所以仅有的那么两家饭馆只出售一两种食品:包子和水饺即馄饨。我记得有一家在一条老街上——据说这老街的有些建筑是从明清保存至今,不消说已经破旧了,有一次到了饭点上,我和父亲想找个吃饭的地方,找来这里,只见空荡荡的屋子里摆着几张八仙桌,几乎没有什么食客。我们说要吃饭,店员(女的)用生冷的脸色说:“没有饭,只有饺儿。”没有怎么办呢?饺儿就饺儿吧。“交钱!”店员说,我们遵命交了钱,女店员从一个匣子里拿出几枚竹牌,说:“到街对过去端。”为什么要到街对面去端呢?我们有疑惑,但不敢问。在交钱的时候,我瞥了一眼他们的工作间,见一个妇女正在包馄饨,面前一叠馄饨皮,另外一个脸盆里装着和好了的肉馅,她用一只筷子飞快地挑(或者说是“蘸”一撮肉馅,轻轻往皮上一贴,一卷,一枚馄饨就做成了,撂在一边,快得简直目不暇接,我不禁惊讶,也很佩服;同时见那肉馅也还厚实,猜想味道不错,果然,端来一尝,新鲜、柔润而带有好闻的香味,称得上是一种享受了。这家饭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在,我还去吃过一回馄饨,但味道已感平平了,是不是日子好过些以后,我的嘴巴变“刁”了也未可知。
我在家乡吃过的馄饨不超过十次。后来在江城上大学,平时偶尔也到街上吃馄饨,甚至早上也是吃馄饨,次数就多了,总觉得外地的馄饨没有家乡的熨帖有味,想这不完全是吃多了的缘故。心里正念叨着呢,却忽然就有机会来了。有一度,校园管理不是很紧,外面的小商小贩允许进校园做点生意,特别是卖小吃的食摊如面条摊、馄饨摊都能进来,在宿舍楼下借着路灯摆开做起夜宵来,这可以弥补食堂的不足,也适应正在长身体阶段的大学生的需求,所以学校里也没有人来干涉,更没有人轰赶。我甚至看见我们的杜校长(后来他调到省政府任副省长去了)腋下夹着皮包,还站在众多学生当中,伸头看那面条摊、馄饨摊上的营生。那馄饨摊最简单,就是一副挑子,一头是锅和锅下的炉灶,一头装的是食料。我自然是选择去吃馄饨。吃了两次后,第三次是深夜去的,已没有几个食客,“摊主”和“食客”自是免不了要有一些对话,那位五十多岁,面色黝黑而和蔼的老汉话一出口,我就知道他是我同乡——一个县的或者最多不过是邻县的,一问果然,彼此当然都很高兴。老人连忙说,放下,放下,我给你从新做一碗更好的;我连说不用,他却夺过了碗,搁在一边,同时又忙活着另煮上一碗,而加的香油更多,味道果然更滋润而醇厚,我和他告别时,连连道谢。
这样一来二往,我们就比较熟了。我知道他是罗岭人,是我们县最南端的一个山乡,以出过一个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而闻名遐迩。我问他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赚到钱没有,他回答两年,没赚到钱。我一时充作大人样,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他顿了顿,含混地说:他住在郊区,每天来回挑这个馄饨挑子有点吃不消,不知能否找个地方,晚上好搁这个担子,我首先想到我们宿舍,那肯定不行;继而一想,我正负责一个学生社团,在我们宿舍楼的地下室里有一间屋子,但是钥匙在学生会,不在我手里,我只能问问。他一听,说可以去看看吗?深夜收摊后,我领他到地下室,一看果然是锁着的,但他看见楼梯下面正好有一个角落是空的——但楼梯周围漫有脏水,甚至有垃圾,我怕不行,他却说可以试试。于是,那一夜,他就摸黑(十二点以后熄灯)将馄饨挑子挑到那里,我心想,他是实在觉得那挑子太累人了。这样过了三天,但第四天晚上就出事了,这位老人找到我,跟我说:挑子不见了。我随他过去看,果然什么也没有了。老人很焦急,我却既惭又愧又一筹莫展,只得安慰他,说我去问问。我其实也无从问起,最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乡。直到今天想起来,我还是既惭且愧,同时也有愤慨:谁这么缺德呢?如果不愿意人家摆摊,可以当面交涉嘛,我甚至认为这样对待一个无助的老人多少也让母校蒙羞。不过,也许是校外的什么坏人或者小市侩干的也未可知,这事到底是个小小的迷。
这也是我吃馄饨的一次难忘的经历。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位老人还健在吗?经历了这次打击后,他怎样生活的呢?这同样是个悬念。
“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庙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得牢。只剩下一副馄饨担。”每当我读到鲁迅先生引用过的这句乡谚,我就想起那位老人,觉得“只剩下一副馄饨担”固然尴尬,但他连馄饨担——这吃饭的家什也没有剩下,更是何其尴尬呀!而这尴尬,我是有份的或者说有责任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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