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馄饨记

馄饨记李成 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确是一个处处有美食的国度，各种食物数不胜数；同样的一种或几种食物，做出的食品花样...



馄饨记

李成

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确是一个处处有美食的国度，各种食物数不胜数；同样的一种或几种食物，做出的食品花样百出，而且食用起来也很方便,不必如西餐要有刀、叉等多种器具。比如同是面食就能做出多少式样，和水煮的就有各种面条、水饺和馄饨。其实这三样最初可能是同出一源，就是拿面团揪成一片一片下锅——开水锅里煮，后来才分成包馅不包馅的两大类罢了。西汉扬雄所作《方言》里提到“饼谓之饨”，馄饨是饼的一种，若以汤水煮之，则称为“汤饼”。这也说明面条、水饺和馄饨“同源说”之不虚。

中国美食大多有一个甚至多个富有诗意的名称，各个还附会有美丽的传说，这也是文明历史悠久的明证之一吧。比如馄饨的名号就较多，江浙一带大多叫馄饨，广东则称云吞，湖北称包面，江西称清汤，四川又叫抄手，还有新疆的叫曲曲，不一而足，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至于为什么这样叫或那样叫，各有说法，有“馄”和“饨”谐音两个少数民族部落（匈奴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部落）的，有借自道家以之象征天地混沌未分的，有西施做给吴王夫差吃以讥其混沌（糊涂）的，也可以说莫衷一是，似乎可以并存。相对而言，我更喜欢“云吞”、“抄手”这两个叫法。你试想，“云吞、云吞”，馄饨如云，好吃有味，直欲一口吞下，多有想象力、诱惑力（云则让人联想到馄饨的柔软、柔和）；“抄手”呢？抽象一些、费解一些，不要紧，也可以解释为要将盛放馄饨的碗盘端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拿着调羹高高地抄起，有滋有味地品尝，这不也很恰当吗？总之是形容馄饨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

馄饨在我家乡却是叫“水饺”或“饺儿”，这似乎有点直白和“俗气”。水饺在北方就是指饺子，但我家乡几乎没有吃饺子的，人们说“下碗水饺”，则就是指煮一碗馄饨无疑。说“饺儿”也是一样。

想起来，这馄饨还是我少年时代唯一在饭店里吃过的食物。那时候，县城里（更不要说乡下了）几乎没有几家饭店，有饭店一般也没人摆酒席——谁有这个实力呢？所以仅有的那么两家饭馆只出售一两种食品：包子和水饺即馄饨。我记得有一家在一条老街上——据说这老街的有些建筑是从明清保存至今，不消说已经破旧了，有一次到了饭点上，我和父亲想找个吃饭的地方，找来这里，只见空荡荡的屋子里摆着几张八仙桌，几乎没有什么食客。我们说要吃饭，店员（女的）用生冷的脸色说：“没有饭，只有饺儿。”没有怎么办呢？饺儿就饺儿吧。“交钱！”店员说，我们遵命交了钱，女店员从一个匣子里拿出几枚竹牌，说：“到街对过去端。”为什么要到街对面去端呢？我们有疑惑，但不敢问。在交钱的时候，我瞥了一眼他们的工作间，见一个妇女正在包馄饨，面前一叠馄饨皮，另外一个脸盆里装着和好了的肉馅，她用一只筷子飞快地挑（或者说是“蘸”一撮肉馅，轻轻往皮上一贴，一卷，一枚馄饨就做成了，撂在一边，快得简直目不暇接，我不禁惊讶，也很佩服；同时见那肉馅也还厚实，猜想味道不错，果然，端来一尝，新鲜、柔润而带有好闻的香味，称得上是一种享受了。这家饭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在，我还去吃过一回馄饨，但味道已感平平了，是不是日子好过些以后，我的嘴巴变“刁”了也未可知。

我在家乡吃过的馄饨不超过十次。后来在江城上大学，平时偶尔也到街上吃馄饨，甚至早上也是吃馄饨，次数就多了，总觉得外地的馄饨没有家乡的熨帖有味，想这不完全是吃多了的缘故。心里正念叨着呢，却忽然就有机会来了。有一度，校园管理不是很紧，外面的小商小贩允许进校园做点生意，特别是卖小吃的食摊如面条摊、馄饨摊都能进来，在宿舍楼下借着路灯摆开做起夜宵来，这可以弥补食堂的不足，也适应正在长身体阶段的大学生的需求，所以学校里也没有人来干涉，更没有人轰赶。我甚至看见我们的杜校长（后来他调到省政府任副省长去了）腋下夹着皮包，还站在众多学生当中，伸头看那面条摊、馄饨摊上的营生。那馄饨摊最简单，就是一副挑子，一头是锅和锅下的炉灶，一头装的是食料。我自然是选择去吃馄饨。吃了两次后，第三次是深夜去的，已没有几个食客，“摊主”和“食客”自是免不了要有一些对话，那位五十多岁，面色黝黑而和蔼的老汉话一出口，我就知道他是我同乡——一个县的或者最多不过是邻县的，一问果然，彼此当然都很高兴。老人连忙说，放下，放下，我给你从新做一碗更好的；我连说不用，他却夺过了碗，搁在一边，同时又忙活着另煮上一碗，而加的香油更多，味道果然更滋润而醇厚，我和他告别时，连连道谢。

这样一来二往，我们就比较熟了。我知道他是罗岭人，是我们县最南端的一个山乡，以出过一个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而闻名遐迩。我问他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赚到钱没有，他回答两年，没赚到钱。我一时充作大人样，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他顿了顿，含混地说：他住在郊区，每天来回挑这个馄饨挑子有点吃不消，不知能否找个地方，晚上好搁这个担子，我首先想到我们宿舍，那肯定不行；继而一想，我正负责一个学生社团，在我们宿舍楼的地下室里有一间屋子，但是钥匙在学生会，不在我手里，我只能问问。他一听，说可以去看看吗？深夜收摊后，我领他到地下室，一看果然是锁着的，但他看见楼梯下面正好有一个角落是空的——但楼梯周围漫有脏水，甚至有垃圾，我怕不行，他却说可以试试。于是，那一夜，他就摸黑（十二点以后熄灯）将馄饨挑子挑到那里，我心想，他是实在觉得那挑子太累人了。这样过了三天，但第四天晚上就出事了，这位老人找到我，跟我说：挑子不见了。我随他过去看，果然什么也没有了。老人很焦急，我却既惭又愧又一筹莫展，只得安慰他，说我去问问。我其实也无从问起，最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乡。直到今天想起来，我还是既惭且愧，同时也有愤慨：谁这么缺德呢？如果不愿意人家摆摊，可以当面交涉嘛，我甚至认为这样对待一个无助的老人多少也让母校蒙羞。不过，也许是校外的什么坏人或者小市侩干的也未可知，这事到底是个小小的迷。

这也是我吃馄饨的一次难忘的经历。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位老人还健在吗？经历了这次打击后，他怎样生活的呢？这同样是个悬念。

“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庙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得牢。只剩下一副馄饨担。”每当我读到鲁迅先生引用过的这句乡谚，我就想起那位老人，觉得“只剩下一副馄饨担”固然尴尬，但他连馄饨担——这吃饭的家什也没有剩下，更是何其尴尬呀！而这尴尬，我是有份的或者说有责任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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