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赵旭东：《王铭铭为什么要发掘中国的“西方学”？》

也许，西方作为一面镜子扭曲了我们自认为应该是怎样的形象，这些都会激起我们的抗争之心，也可以称之为弱者的抵抗。我们用民族主义情感去回应，进一步强化我们的独特之处，强调中国话语的实在性，似乎我们作为人跟西方人有着无法沟通的鸿沟……...

作者简介

赵旭东，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赵旭东：《王铭铭为什么要发掘中国的“西方学”？》，《中华读书报》,2007-12-26（010）.

也许，西方作为一面镜子扭曲了我们自认为应该是怎样的形象，这些都会激起我们的抗争之心，也可以称之为弱者的抵抗。我们用民族主义情感去回应，进一步强化我们的独特之处，强调中国话语的实在性，似乎我们作为人跟西方人有着无法沟通的鸿沟，这样的隔阂之心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那里得到了再一次的固化。但是，《西方作为他者》这本著作显然是在试图超越于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基调，在本土的资源里挖掘可能有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可能是一面生锈的铜镜，锈迹斑驳，不过找出来的面貌依稀可见，在模糊的照影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古代人怎样看待他者的样子，那同样是一个“他者”，同样是镜中的他者，隐含着误解与误读。

在这本装帧极为精致的小书里，王铭铭的笔触已经跳过了最初受人误解时的那种艰涩与直白，熟练地运用人类学家惯常使用的修辞娓娓道来一个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却已经极为久远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穆天子的，这位周朝的天子实践着“周行天下”的“探险浪漫史”，孜孜以求的就是经过多重的磨难而达到西王母的住所，在这里我们所读到的近乎是梦境一般的描述：

周穆王西行，狩猎之外，与“野人”、山林同乐，而对周穆王而言，这些不过是他奔向目的地所需要的过渡礼仪，因为，西王母的居所才是他最终要抵达的目的地。《穆天子传》记述说，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第28 页）

这样的出行有仪式性朝圣的意味在其中，这种朝圣不是单向度的，是互惠的，因此是礼物馈赠式的有去有回，是礼节性地相互表达敬慕之心。在穆天子与西王母之间的仪式性馈赠与回礼强化了在此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一种“世界的隐喻体系”，这种隐喻体系也被王铭铭重新诠释为“他者为上”的异域关怀，这也是作者所暗示的在中国可能有着“异域人类学”的生长环境的火种。至少从周穆王那里，我们看不到“国族主义”那种自我中心的沾沾自喜，而梦寐以求的是从他人那里得到欢愉，从他人那里得到反省，从他人那里得到自我的提升。在这里，自我不再是强制别人服从的权力中心，而是以自我修炼一个道德典范的中心，而这种道德典范的养成一定又是从他者那里一点点汲取来的，并在一定的仪式场景下再回馈给这些他者。

不仅仅是《穆天子传》里面的周穆王如此，在王铭铭不遗余力的神话学与历史学的追溯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思想的断裂，而是在这位周天子之后的对异域关怀的加剧以及心态上的一以贯之。秦始皇的封禅是如此，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 年）一位名叫法显的65 岁的和尚从西安出发向西游历天竺国，经14 年，行程4 万里归国，同样是如此，当然还有我们熟知的唐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另外写下《诸番志》的宋代官员赵汝适，写下《真腊风土记》元代官员周达观以及其后的写下《岛夷志略》的汪大渊，都属于是这样一种异域关怀精神延续的典范。

通过历史追溯，王铭铭让我们看到“以他者为上”的人类学思维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那是一些不同时代的古代中国人以巡狩、封禅、取经以及撰写异域方志等等的方式去坚韧不拔地实践“他者为上”的理念。在这样的追溯之后，作为人类学家的王铭铭似乎已经告别了西方人类学家对于未来的绝望，发自内心地欢呼一个可能的中国人类学的时代的到来。无可否认，在他之前，英国的汉学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似乎也有同感，呼唤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但那种呼唤依旧还是站在西方的东方学的角度上，因此弗里德曼不敢称这样一个新时代是中国人类学的新时代，而是“社会学的”，还是将中国社会与文化作为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他者”，但是王铭铭的表述显然试图在把这样一种结构有意地颠倒过来，他所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的是在中国，在当今的时代，一种“西方学”构建的可能性，继续引述一段王铭铭自己对于这一点的表述便是：

针对萨伊德的《东方学》等“后帝国主义”反思，我勾画出了中国“西方学”的大致轮廓，思考了古代中国天下观之下的异域（海外）视野。这个异域视野的历史存在使我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文化土壤上，有异域人类学的生长环境，只不过是因近代国族主义成为人们信奉的“新宗教”，才使我们渐渐满足于文明的自恋或自责。

历史就是未来；本文所掠过的漫漫长路使我坚信，西方人类学家对于非西方人类学的“绝望”，构成非西方知识人反省自身的思想刺激，但我们却不能因有了对国族主义的反思而全然失去自信——至少，历史告诉我们，在“华夏世界”，有过“帝国之眼”，更有过“他者为上”的世界观，经慎重的选择，中国知识人，依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造就一种真正有益于知识互惠的平台。（第167—168 页）

这样两段话，在我看来，可以代表《西方作为他者》这本书真正试图要表达的东西。尽管我们还无法确信穆天子和西王母之间的互动是否就是一种那样清晰的内与外、文与野、上与下、男与女等等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意义上的结构关系，但是交流是肯定存在的，我们无法抗拒在礼物观念下的古代人的相互交流的欲望以及由这种交流所建立起来的相互表征的扩展。

无论如何，“西方作为他者”这个短语即是这里的一部书的名字，也是代表着作者试图要构建的一门在中国要大力发展的学科的未来。作为一个终究不是西方人的中国人，而且，作为一个终究不是西方人类学家的中国人类学家，他该向哪里去努力？他能够借助的创造资源又是在哪里？他作为主体书写的对象可能又到哪里去寻觅？这些问题，我们也许通过阅读《西方作为他者》是可以有一种我们自己的体认的，那种体认在我看来便是不断地回归，回归到我们的古代祖先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上面去，那里可以成为我们思考中国人类学的开始。我们无法在当下人的生活里爬梳出来跟我们自身有什么不一样的思考和行为，我们却可以径直地跨越当下而回归古远，在那样久远和陌生的时空下凭借在古远的“当时”发生了的“社会事实”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当中，我们也许可以揣摩出古代人直白的、毫无掩饰的表达，这些在我们的当下的生活里已经是成为真正的遥远的“他者”而无以寻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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