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散文李新立：乡村地理志

 

作者简介

李新立，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打工谋生，业余写作。作品散见于《散文》《散文百家》《中华散文》《美文》《作品》等刊，收入《2008年中国精美短文精选》《2010中国散文年度佳作》等多种年度选本，并有作品被《散文选刊》选载。获甘肃省黄河文学奖。

我想每个人也跟我一样不甘平凡

我想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我的理想

我想有一天能够跟我的老板

亲切的交谈 聊聊我梦想 说一说我的信仰

(可以吗？ 可以吧)

能想就能干 敢想就敢当 作社会栋梁

让自己发热 为前途发光 做模范榜样

要扶摇直上 要一直幻想 想想也紧张

这就是现在想要的理想

我想有一天能够跟朋友抢著结帐

(我来 我来)

我想每个人也能看到我身活美满

我想对所有人说 我今天很忙

明天会更忙 天天都赶场 没白活一场

我是个有价值的人 不是下蛋的鸡 我是李想





巷 子

我家老宅子前面，是半亩见方的田地，平常种些萝卜白菜一类的蔬菜，有一年我看见还长出了大片青稞。青稞的芒很硬，我很少接近它们。这块地后来修了两道院墙，将老宅子的大伯和五叔另了出去。这块田地下面，一条狭窄的小道由村庄的腹地通向北山。村庄里，人们都把它叫巷子。

巷子朝向北山，左手紧靠养猪场。听老人们说，原来没有养猪场的时候，左手也是一片田地，长满了树木，有榆树、槐树，中间夹杂着一棵杏树。农历五月，这里花香浸润、蜜蜂舞蹈。养猪场修起来，就占去了大半田地。我亲眼所见，养猪场的外墙上铲出了一平方米大的很圆的圆，用白灰水涂了，写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等字。白底黑字，很是扎眼，字是用锅墨写的。右手巷子的墙壁有一部分用石块垒起，石块灰青，面子光滑，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石缝里有指头粗的榆树蹿出，尽力向上。大多地方土块掉落，碱蚀得厉害。有一些表皮泛着白霜一样的东西，人们说那是硝土，会有人收集起来，炒熟了，与麦麸做成炸药，到来年初春开桄耕种时燃放。墙壁上还有碗口大的窝窝儿，掉落下来的土十分细腻。细土上如果有豌豆大的小坑，按照从别人处得来的经验，就可以判断里面一定有蛆一样的小虫子。虫子肯定有学名，我们只叫它麻麻糊儿，也不知道这几个字到底怎样写。麻麻糊儿是一味药材，把它们炕干了，研成末，贴在脖子上，可以治疗甲状腺肿大。那时，娃娃们经常患这种疾病。这类土方，大约也没有进入药典，是乡亲们的发明创造罢。但捉麻麻糊儿也有讲究，要嘴里反复念叨“麻麻糊儿出来，我不捉你”，然后连同细土抓到手上，摇落细土后，它们才能出现在手掌里。

巷子在大家的口头和日常生活中有些神秘。有月亮的晚上，大人们尽量绕开巷子行走，有人告诉大家，那里有白胡子神仙出没，并且还戴着草帽、打着灯笼。在关于神仙的启蒙中，似乎神仙皓发白衣、执白银般的拂尘，方显规范，就像仙家洼子的神仙一样。但有月亮的晚上他们还打个灯笼，并且戴了草帽，就显得不伦不类了，让人发笑。可你不能笑，大家都这么说，小众就得服从大众。好多事情历来如此，不论错对。如果不幸撞见，就会得病。于是，由此延伸，巷子成了通鬼神的道路。谁头疼脑热、浑身乏力或者呕吐失眠，那就是冲撞了晦气的东西，便先不用去请良医，而是自作主张送冲气。我经过巷子时，常常会看见人们送冲气时留下的痕迹，比如纸灰和没有燃烧完的老香，有时还会看见草人儿、破笤帚。通常，看见这些东西后，我会学着大人的样子吐三口唾沫，绕开它们。

但我会看见祖太太把这些沾有晦气的东西拾起来，扔得老远，也不见她得过什么病。是不是她的身上已经沾染了过多的晦气，才有了免疫力呢？是不是她身上有了晦气，人们才很少和她说话，她也根本不和乡亲打招呼呢？没有人主动告诉我，当然我也懒得去问。

祖太太家的院落在巷子的东南，出门也要通过巷子。一个傍晚，只穿了破背心、光着腚的我在巷子里刨开细土，专心捉麻麻糊儿时，有人抚摸了一下我光溜溜的脑袋，捏了一下我的耳朵。那是祖太太。她个头高大，身子挺直，样子显得有些倔强。她黑色的偏襟衣服上沾了些柴草，头发浓密，可却是一团苍白。我没有看清她的脸，她就扭着小脚朝家的方向走了。但我看清了，她的左手上捏了几根小枯枝，而又不时弯下腰去，将巷子里并不被人注意的柴草拣起来。

祖太太摸了我的头，我必然惦记在心里。母亲散工回来，我告诉她这个消息后，她平静得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这让我有些失望。

秋季，小麦上场。大约是临近傍晚，我又到巷子里玩耍时，再次遇见了祖太太。三四个背枪的民兵，明显不是本村的，他们推着祖太太从巷子下来，到了瓦窑坪。我看到祖太太走得很快，尽力避免后面的推搡，但她仍然被他们在头上插了一把麦草，将扭到身后的胳膊往高处提了又提。我生性胆小，赶紧躲远，惊讶地看着他们消失在村西边的大路上。

后来，也就是我长大几岁，略知道了些发生在祖太太身上的事情。应当说，用书面语我们应当称呼她为曾祖母。土改时，曾祖母家被划定为地主，她自然成了地主婆。上世纪7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其实是两条互相交汇的生活主线。在我们村庄周围，批斗大会和农业生产一样，是村庄的常规内容，好在没残酷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听说周围的几个村庄，竟然只有富农，却没有地主。于是，为了使斗争的规格高一些，曾祖母偶尔还要被借到别的村庄去批斗，或者去陪斗。我在巷子里看到的一幕便是如此。

我也终于明白，我能在巷子里见到曾祖母，那是批斗结束后，她被遣送了回来。难怪，她显得十分疲惫，走路一摇一摇的，万物晃动着一般。



瓦窑坪

从东北山腰下的老宅出来，穿过老巷子，就到了瓦窑坪。从我记事起，只知道大家把这块平展展的地方叫瓦窑坪。可有一段时间里，千真万确没有见过一页瓦，哪怕是碎瓦。

瓦窑坪在村庄偏北，周围环绕了几座院子。早些时候，靠东边的高处，有一个十几平方米见方的涝坝，雨季时节，常蓄满了水。但不热爱洗澡却喜欢戏水的娃娃们，很少在里面玩耍，主要是担心被人看见裸露的身体后而被笑话。冬天结了冰则不一样，如我般的娃娃们，除了在冰上打哧溜滑，还在上面打陀螺。陀螺一定要在尖端钉了钢珠，至少得压上枚图钉，才能保持长时间借力自动旋转。后来，涝坝消失在路面的拓展中，但痕迹依然可见。我略明事理后，曾经站在它隐约的遗迹边，若有所思，样子尽管有些不易让人理解，但我真想到了一个事实：涝坝的需要，不在于其他，真正的目的在于生产青瓦时用水所需。这个重大发现，是否写进了小学老师布置的作文，现在回想不起来了。

两棵柳树，涝坝不在了，它们紧靠在一起，还是坚持站立了几年。这两棵柳树据我估计，是在修筑涝坝时顺手植下的。一棵柳树就像一个穷人，只要给一坨地方，就能扎根生长，加上它的身旁有水，便很快长高长粗，与同龄的树有了天壤之别。姑且不计它们和其他柳树一样带给村庄的绿意，它们所带来的乐趣倒可一提。比如春天，它们的枝条完全苏醒，尚未发芽时折下来拧一下，皮和骨分离，掐出匝长，从一端搭口吹气，便可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书中所谓柳笛，不是别物，指的正是它。深春仲夏，枝条繁茂低垂，常有黄鹂出没，那时才能明白“两只黄鹂鸣翠柳”的意思。后来，涝坝没了，树也慢慢老去。

一棵杏树几乎插在瓦窑坪的中央，不管春夏秋冬，它的身上都留下了娃娃们攀爬的痕迹，可它活得精神，秋天时，照样把果子挂在树叶间。那个名叫东东的娃娃，多次强调说是他家的，我们也没有理由不承认是他家的，因为杏树距他家的院子很近。好多树都是自生自长的，按照村庄默认的习惯，哪棵树自己生长在谁家院前屋后，所有权就归谁家。东东娘也经常从门里出来，用很不友好的眼光扫视大家。后来，我们打杏子的瓦块落在了东东家的房上，东东娘提了棒出来边骂边驱赶大家时，我认识到树并不是东东家的，只不过是他娘怕娃娃打杏子时打烂了他家的房瓦罢了。

杏树挡路。拖拉机、汽车、马车在瓦窑坪调头时，明显觉得它多余，也因此它的躯干上留下不少铁器擦伤的印痕。可村庄里的好多人觉得它并没有妨碍到什么。千真万确，它的确没有妨碍什么，并且发挥了许多树虽然具备却不能发挥的作用。村庄里，每年有那么几个晚上，会放电影。银屏的一侧就可借杏树的躯干固定起来，大喇叭也挂在杏树上。除了《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查记》等等，我还看过戏剧片《穆桂英大战洪州城》和《卷席筒》，好像一个是黄梅戏，一个是豫剧，不像我们西北的秦腔浓烈，但没有人离开过，就是喜欢那些人人儿。穆桂英和杨宗保结婚，很快就生下了杨文广。有几天里，一个问题困扰着比我大一点儿的小林：“两个人没有见进洞房呢，咋就生了后人？”我回答不上，但很快从更大一点的伙伴那里得到了答案：“你没有长眼睛啊，人家两个在空中翻了个筋斗，就等于进洞房了。”穆桂英和杨宗保武艺高强，有那样的结婚仪式，我们娃娃是深信不疑的。

瓦窑坪自然是大众场所、公众平台。我记事时，东南边挖了个圆形大坑，说是沼气池，里面堆下去了不少牛粪，上面用水泥板盖了，引了个塑料管子，伸进了瓦窑坪附近的养猪场，可最终没有见沼气燃烧起来，只有呛鼻的异味儿。后来，圆坑改成了长方形，就是饲料培育坑，扔了许多枯枝烂叶，据说是牲口吃的美食。可奇怪的是牲口们不好这一口，也罢。夏天的傍晚，就有一些人围在坑边，闻着那味道聊天，话语充满了一个时代背景下对日子的幸福感。坐在杏树下的几个女人不一样，先是说笑，很快吵了起来，接下来是大声质问，然后互相撕扯，长长的头发经常受罪。男人们看着这光景，不去拦劝，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讥笑。事情不会就此罢休，第二天，当事者必然会扯上第三方，到瓦窑坪三头对六面，当面说个清楚，必须搞个明白。那时节，村庄里没有通上电，我揣测大家都得有个消遣的去处。后来通上了电，有了电视机，但瓦窑坪仍然是热闹的地方，一到傍晚，甚至中午，总有几撮人围在一起，不是说话，就是下棋。

瓦窑坪就是烧瓦的地方，大约在我出生前就建好了。又因为了走路的需要，瓦窑显然选错了地方，没有几年，又在我没有出生之前，被搬迁到了村庄北边的沟口。那时，我去镇上上学或者从镇上返回，迎面的正是新瓦窑。又是一个问题：我还是没有见过新瓦窑烧制出的瓦，倒是看见了许多堆积在沟边的废瓦。这不是我关心的，我最关心的是瓦窑坪上的瓦。瓦窑坪西边的埂子上长满了冰草，胡子一样齐刷刷地朝下扑了去。埂子上有个二台，如果捉迷藏，那是我一定要去藏身的地方。二台前有两三棵榆树，长得高大茂盛。大约在我五六岁时的一个夏天，榆树上正好挂满了榆钱。雷雨之后，串串榆钱显得更加厚实肥胖，散射着粮食一样的诱惑。饥饿使我忘记了大人关于安全方面的叮咛，我站到了二台上，将手伸了出去。最后，我攥着榆钱从二台上掉了下去。

我在炕上昏迷了三天，喝了不少童子尿才醒来。浑身酸痛，头上几个大包没有消肿的意思。活下来的我，多少年了，最后不得不承认，二台下面的土里，就深藏着不少坚硬的瓦块。



羊路咀

这是一条由村庄通往北山的路。从字面上看，那只是羊可以行走的山路。这条路以前的具体状况，我没有询问额头布满皱纹的长者，但我知道，它陡峭、漫长、狭窄，蛇一样从山下艰难地扭向山顶。除了字面上的意思，靠近山顶，真建有一座羊圈。它东面的墙壁取之于山壁，也正是羊群休息之处。其他三围，都是筑上去的土墙，高过一丈，宽近一米，似乎野物很难攀爬，也难以在坚硬的墙壁上打洞。羊圈建在山上，自然有它的好处，可以将羊直接赶上山坡吃草，羊圈里的粪可以就近送到地里。

放羊人是小满爸，我们就有了接近羊圈并且进去一探究竟的机会。还没有到羊圈，就有羊膻味弥漫在空气中，像讨厌的苍蝇一样挥之不去。羊圈的木门十分简陋，只搭了稠密的木栅栏。羊群出去后，外面反插着。进去，院子里铺了没有收拾的羊粪，黑豌豆一样，也有一块一块的羊尿，色黄难闻。根本不用担心会有人进入小满爸的小房子，门上是挂了锁的，好像是固牌的，如果不对它破坏，很难打开，我们把它称作“将军不下马”。小满有钥匙，他得利用闲时间给他爸把吃的东西送进去。

小屋真小，如果是大人，屋顶几乎能挨到头顶。窗户闭着，使小屋更加黑暗。由于空气不流通，屋子里除了羊膻味，还有小满爸的汗腥味，与旱烟味搅和在一起，怪味浓重得能将人掀翻。适应小屋的光线后，可以看见墙壁上钉了几个木橛子，其中一个挂了盏马灯，上面的油污使它的样子极显陈旧，另一个上挂了把土枪，这是小满爸晚上专门用来吓唬凶猛野兽的，但也不能排除他在深夜带来的恐惧下，鸣上一枪给自己壮胆。据说，半夜常有野兽出没于羊圈附近，它们和人类一样饥饿。春夏秋三季尚不注意这些，尤其在冬天，一场大雪停止后，天亮，从雪地的印痕上，就会看见羊圏外围走过了几只野兽，甚至还会看见它们尝试着刨土墙的痕迹。

一个木橛子上挂了只布袋子，那是小满爸装馍馍用的。我们翻动口袋时，意外地发现了重大秘密。口袋里竟然有肉，这可能是兔子肉或者野鸡肉。我们还小，吃肉的经验不多，一时判断不出来。于是，小满哭了，边吃肉边说他要回去告诉娘，爸在山上享福，背着他们吃肉。肉也在我的嘴里，随声附和时话语就有些含糊不清。可我支持小满的态度是明确的。那时，除了过年村子里集体杀只牛分给大家外，平时谁家还能有肉吃？

羊路咀的路窄小，那是事实。我记事时起，每年到夏秋收割时，挂在墙上的广播匣子就会发出电磁的杂音，然后队长会用足了劲儿喊，哪些人准备好绳子去羊路咀背麦子，哪些人去山后面割荞麦。我一出门，透过树枝，就能看见壮年们背了好大的一捆麦子从上坡上下来。收胡麻是这样，收荞麦也是这样，只有收洋芋时担挑驴驮。驴有失前蹄的时候。有次下午发过雷雨，下得不多，但路面潮湿。一头驴就滑倒在半坡上，驮在背上的口袋滚了下来，摔开了紧扎袋口的绳子，深窝粗皮的洋芋扑棱棱从高处蹿到低处，最后这些公共的粮食成了私人的锅中餐。一直到土地承包后，路被挖宽了一些，能容得下一辆架子车通行。羊圈也废弃了，成了谁家的承包地。

我家有块地在羊圈下面，种洋芋，种小麦，轮换着倒茬。我父亲专门购买了新架子车。我们弟兄起初为了抢先使用新家具，劳动的热情十分高涨。山上山下跑几遍，浑身没有了力气，再也不去争抢架子车，开始互相动员推让了起来。

我们行走羊路咀，那是生活的必须。有些人就是为通过这条路到达村庄。比如我的姑奶奶。我有三位姑奶奶，有两位每年要通过这条路转娘家。她俩嫁到了宁夏。外人听起来甘肃与宁夏跨省，路途十分遥远，事实上两省互相搭界。我们和姑奶奶所在乡镇也互相搭界。我能听得懂她们讲古经的时候，她们的额头上都已经有了皱纹，头发里有了白丝。可我的概念里没有衰老二字。农历的六月底，要不七月头，我们就站在瓦窑坪上张望，张望啊张望。回家后有所无力地抱怨：“姑奶奶咋还不来呢？”大人们说那是地里的粮食还没有收上场呢。张望几次，就不去张望了。出门玩耍或者放学回家，一进院门，就能闻到不一样的气味。肯定是姑奶奶来了，但我们不会兴奋地喊姑奶奶，而是喊：“抢大个杏了……”二位姑奶奶家的院子里，都栽了杏树，杏子叫七月黄，个大味甜。她们把杏子装在一个小篮子里，一到娘家，就摆放在空荡荡的面柜上。当然，姑奶奶一般不会同时来，这样，我们享受温暖的时间就会长久些。

只是在近十年里，姑奶奶都相继去世。她们疼我们，她的孙子们都取了和我们弟兄一样的名字。惭愧的是，现在才想到她们的小脚丈量那几十里山路的艰辛。

再后来，父亲也老了。说实话，我没有发现他的老，假如不是父亲亲口告诉我说他老了，我不会相信他老去。我没有想过亲人会老去。

我说过，羊路咀上有我家的土地，不仅如此，羊圈的西北下方，还有我们李家的祖坟。每年清明时节，我都要回家扫墓，其实风俗习惯是撒坟纸，不会像一些地方那样，去清理坟区的杂草。有一年清明，父亲突然提出要我跟着他提前上山，然后在山上等待其他人到来。我跟在他后面，缓慢上山。他会停下来，指着远处的和附近的坟墓，对我说那是谁家的，里面埋了谁，以前他们家日子过得如何如何。他是很少说这些的，虽然现在提起这些，但我也没有觉得有丝毫的奇怪。我应承着，依然跟在他的身后。走到羊圈下面我家的地里，这里与我们家祖坟还有些距离，父亲停下脚步，打量着地形地势，指着一处地方，说：“我可以埋在这里。”

父亲去世后，我们违背他的意愿，没有把他埋在那里。但那块地方我一直记着。



大 路

大路在村庄西边，从西山腰通过。大路不大，两三步宽的样子。我思前想后，觉得这条路实在与村庄没有关系，尽管西山有村庄的土地，可也不用走这条路。唯一能解释通的是，它只是为了方便别村人通行，才开了这条路。“大路朝天，各自一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路，也就有了公路的味道。

大路与村庄没有密切的关系，不等于与任何人和事没有牵连。大路的上方，山的坡度大，土地贫瘠，若是种上小麦这样的主要农作物，用乡亲的话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于是，便在稍好的田地里撒下了糜子和谷子。这类作物未列入公粮上缴的范围，只要多少有些收成，就可填补大家的口粮。坡度更大的地里，种植着几十亩紫花苜蓿。它们和粮食一样重要，作为较好的饲料，从春到秋，它们被铡刀切成匝长的草节，填充着牛马等牲畜的胃口。就连冬天，也需要它们来做补充饲料。深秋时，苜蓿像收割粮食一样割倒、风干、摞起来，同样铡成草节，掺和在麦草饲料中，供牲畜们过冬。

紫花苜蓿也救人命。春天，也是村庄青黄不接的时期，西山承接阳光最早，苜蓿发芽也就早。谁知道大家对它们期盼的心情有多急切呢，它们长出地面的时候，几乎众人皆知，用不着奔走相告，用不着约好时间，而又不约而同地拿了小铲、提了小笼，中午或者傍晚，撒进了苜蓿地。

苜蓿芽是好东西，稍做清洗，家家待糜面沫糊快熟了时，抓一把扔进大锅即可。如果奢侈，可在开水中涝一下，去除草腥味后淋干，放到盘中，撒点盐，浇上浆水就可食用。如果不嫌麻烦，可以撒上能看得见颜色的少许面粉，做成菜团子也很不错，吃起来柔筋筋的，即便是嚼得两腮发酸，也是有滋有味。同伴小林家经常吃菜饼子。他有些结巴，但好炫耀：“我，我家有，白，白面馍，馍馍。”动员他拿了来，我们四五个人撕开分了，却吃出了浓重的苜蓿味道，所谓白面，也不过是在菜饼上撒的一层麸皮而已。就这，小林付出了被他妈一顿饱打的代价。

如今的人，尤其是城里的人，吃苜蓿芽算得上奢侈不易。那是图新鲜，求个所谓的绿色环保，吃出的滋味自然与过去大不一样。

村庄的人去西山经上弯路抵达，上弯路有能容下一辆架子车通行的山道。娃娃们去西山不会绕那么远，而是背着看护庄稼的老人，穿过村子西边的田地，到达大路，然后爬上地埂，到达那些苜蓿地。盛夏，宛若薰衣草的紫花苜蓿开得正欢，紫得晃眼。天气大好时，蚂蚱们隐藏在其中，瞿瞿振翅，不知疲倦。我们蹑手蹑脚地朝声响处缓慢推进，趁其洋洋得意时将其捕获。装蚂蚱的小笼子用麦秆编成，样子好像对接在一起的尖锥体。回家挂在房檐下面，有月亮的晚上，听它们鸣叫，内心竟然十分安静。这些苜蓿地里的花香，这些苜蓿地里的蚂蚱的鸣叫，想必给夏日不少口渴的行人带去过不少清爽和愉悦。

走大路的，与村庄不相干，与村庄的人也不相干，只是走自己的路。在大路上行走的，有男有女，站在村庄就能看见。只要看见，娃娃伙儿们约好了，扯着嗓子齐声喊：“大路上走着个穿蓝的，肯定是个当官的；大路上走着个穿新的，肯定是个相亲的。”这些谣语，如果是方圆几十里的人，听见了也就一笑，他们早就耳熟能详。若是陌生人（那时上山下乡的外地人不少），会站下来，饶有兴趣地听着。当然也有例外，也有不爱听的人，他们会边走边骂：“人碎的很，还骚情得不行！”如果看见一男一女，或者一位年轻女性，娃娃伙儿们便模仿从大人那里听来的花儿调：“大路上走着个尕妹妹，把你的脸蛋儿转过来。”走大路的那女性想必脸上飞红，便走得飞快，娃娃伙儿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大路长，连接着北边山口，通向西南边的另一个村庄，我们叫它西村。村小学就建在西村里。上学时，我们由村庄内的小道西行十来分钟后，村庄的路会和大路、西村的道路交汇，它们极像玩耍过的弹弓；当然，我们认识拼音后，觉得更像大写的Y。所有的道路都是互相交织、互为贯通的。小学五六年的时光里，我们都会从大路与西村交汇处经过，却从来没有上去看看上面究竟是啥样子。当我们计划某一天放学后去看看时，我们却突然不喜欢大路了。原因简单却又莫名其妙。西村的一位女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喝农药死了，她就埋在了三岔路口处的地埂上方。她是外地人，嫁给了西村有头面的人家。我们见过她，收拾得干净，长得好看。她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责任编辑 漠 月]

原载《朔方》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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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漠月 编辑：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