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本  找回《乡村的教师》的现实感

保马今日推送张立本老师的文章《導讀〈鄉村的教師〉的現實感──革命徬徨，和不可得的革命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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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马今日推送张立本老师的文章《導讀〈鄉村的教師〉的現實感──革命徬徨，和不可得的革命主體》。本文通过解读陈映真早期小说《乡村的教师》，在小说的空白、含混之处，打开压缩的历史，由此指出，《试论陈映真》中概括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天然般地苦闷”其实有现实的指向：吴锦翔这样的革命青年，他不仅面对战争的阴影、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也面对找不到革命主体这一困境。作者同时提示我们，去重读、深读陈映真，解开定型了的陈映真印象。本文原载《兩岸犇報》，感谢张立本老师惠赐此文。

保马曾推送张立本老师的文章《陈映真「关心受辱、弱小者」吗？──从小说版本差异开始商榷》，欢迎查阅。“

重讀╱深讀陳映真

讀者長期慣以特定視角讀陳映真小說，特別是愈早的小說，愈容易將小說主角讀成陳映真。如吳錦翔，惶惶的左派青年，似因改革無望而走向自殺；曖昧不明的文學結構，或角色的自我陳述，似證成〈試論陳映真〉中空想小資產階級性，或個人抑鬱情緒、自傷自憐。讀者從中尋找自己所認識或自覺認識的陳映真形象。此種過快的直接疊合，也取消人們的動機：我們都知道陳映真，陳映真是左派，是統派。然而只是如此？我們已經知道陳映真了嗎？後設閱讀阻礙整體思考文本的內在複雜性，也阻礙人們認識不同時期的陳映真之所思或困難，更阻礙人們認識陳映真如何因著時代、時局而有思想上的進階或新的困難，亦從而忽略不同小說間的關係。現在我邀請讀者翻開小說，通過極為壓縮的台灣光復後的故事，重讀、深讀陳映真，再探吳錦翔的秘密，也重新感受小說家如何「尋找千萬套瑰麗、奇幻而又神秘、詭異的戲服」，如何妝點「他激烈的青春、夢想和憤怒、以及更其激進的孤獨和焦慮（語出〈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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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錦翔不是陳映真

吳錦翔估計生於1920年，傳說吃過人肉。這在小說發表的1960年或許已難想像，何況今日。認知落差可能使「人吃人」被視為「純」「文學象徵」，但人吃人首先是事實，然後才是寫作安排。

戰爭剛結束，《台灣新生報》就陸續揭露戰時狀況。隨著散落的人們參差回台，1945年12月24日《台灣新生報》第三版出現這樣的採訪內容：「…以日本刀，割其臂、腿、或心臟切成薄片，懸掛廉前曬乾然後和醬油及糖烤熱，以為飲酒之餚名為『耶歧脫利』即燒鳥！…」同日第四版（即日文版），黑底標題醒目〈比島台胞地獄より帰る〉（在菲台胞從地獄歸來），同版〈蓬頭垢面、生色なし 死線彷ふ同胞の消息齎す〉報導戰爭末期台灣人原日本兵在皇軍潰逃過程所見，而〈台胞を射殺、肉喰ふ 大部分は生死不明〉更證言，日本軍在美軍追擊下深入內陸，物資用盡致使逃兵發狂、愈顯暴虐，甚將台灣人殺死烹煮……





吳錦翔也是愛國之人。經過數十年「民族自決」論、「台灣主體」論…等意識形態爭鬥刨洗的今天，恐怕許多人更無由理解：出身窮苦佃農家庭的台灣青年如何「對於自己之為一個中國人感到不可說明的親切」？

同是1945年底，同是《台灣新生報》的日文頁，吳思漢的〈思慕祖國不遠千里：一台灣青年的歸國記〉從12月19日開始七天連載。「吳思漢報告了自己為了參加祖國的抗日戰爭，不惜放棄京都帝大醫學部學業，隻身穿越朝鮮半島，過鴨綠江，潛入東北、華北淪陷區，再突破前線封鎖，深入內地，最後終於抵達重慶的艱難而曲折的過程。（註1）」吳思漢不是孤證，殖民者的「皇民化」政策無法阻攔台灣青年們紛紛出走，在戰事愈緊的1940年代中期重山萬水尋找革命。吳思漢們在不明白革命實況的情形下抵達國統區，再因不同線索左轉、與共產黨產生關聯，並不幸地，又紛紛在1949年戒嚴令後的雷厲風行中，被捕、受整，或槍決。1950年11月29日，「二二八」後改組易名換了總編的《新生報》便又有這樣的消息：〈不法叛逆危害黨國十四匪諜槍決〉，26歲青年吳思漢就在名單中。

依據常見的「人間」或「洪範」出版社的小說版本，吳錦翔秘密地參加過抗日活動。但在1960年《筆匯》原刊版本，小說家明確標定吳錦翔背景，「曾秘密地參加過文化協會的活動」。由於讀書與活動，「銳眼的日本官憲便特意把他徵召到火線的婆羅洲去」。1950年代政治受難人辜金良的口述，支持了小說家「虛構」的合理性。辜金良出生1915年，少時常去聽「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的演講，「在地方當局眼裡早已是反日份子，於是首先成為藉機抓去當軍伕的對象（註2）」。

不知陳映真在1960年是否確實曉得以上事，也許當時比今天更容易聽說。然而，於今已鏤空、遺忘或經剪貼編造的，甚至2016年仍然不能大聲喧說的上述歷史細節，或許頂著更大風險幻蹤於小說家筆下。這不意謂大學生小說家在當時就知道世界全貌，卻突出了〈鄉村的教師〉與歷史、與現實的關係，幫讀者換個感覺讀小說：吳錦翔不是照抄真實人物，〈鄉村的教師〉卻是揣摩特定時空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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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的1960年代證詞？

小說「現實」不等於歷史白描，但不能不留意〈鄉村的教師〉首先是時代的證言。〈鄉村的教師〉證實，起碼1960年就有兩種今日常見的歷史議論╱記憶。例如類似「乞丐兵」的形象，吳錦翔見軍隊有笨拙綁腿，聞著兵有體臭、軍食氣味不同尋常。又如「省籍關係」，吳錦翔逐漸感受到村人的省籍芥蒂。

如我們所知，上述「記憶」在今日語境不僅指向反感與反對國民黨，尤其敷上片面化了的「後殖民 」等學說後，逐步過渡為反對中國殖民的「證詞」。但吳錦翔卻不是這樣，吳錦翔駁斥了這倆敘事的普遍性、駁斥了今日反向建構的「歷史」。然而吳錦翔如何不是？這線索引領我們進入小說家以歷史展開的舖陳，他的第一層思想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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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樂觀熱情到混亂朦朧

吳錦翔歸來時（光復近於一年，故應指1946年夏天左右），一切已近復尋常。吳錦翔歸來的消息雖掀起山村人們的幾些興奮，但別的似乎沒什麼變。勞苦的人們還是勞苦，依舊為生活所「惡意追趕」。但是戰爭終於結束了，那場戰爭讓吳錦翔感覺「人無非只是好鬥爭的、而且必然要鬥爭的生物罷了」，它終於過去了。

於是，不可思議地活著回來了的吳錦翔，4月被鄉人舉到山村小學裡任教後（1946年夏天後第一個四月，推理為1947年），「小知識份子的熱情便重又自餘燼中復燃了起來」，忽然他在戰爭以前的情熱都甦醒了，且少年的信仰「都載著彷彿更具深沉的面貌，悠悠的醒轉了」。

吳錦翔興奮著，搬著指頭咯吱咯吱地響。他情緒舞動：「教書」，這種入世的熱情；和由於戰爭結束而來的樂觀；及吳錦翔裡面「有一種他平生初次的對於祖國的情熱」。情緒暫時壓抑了戰爭記憶，那些：爆破，死亡的聲音和臭味、熱帶地的鬼魂一般地婆娑著的森林，以及火焰一般的太陽…。樂觀與熱情也讓吳錦翔覺得「這是個發展的機會呀」，於是當他在學校教室窗口，看著不曾變化的山村、水田，及不曾變化著的、太陽烘烤著褐黑色背脊的農民，及破敗但仍不失有其生命的農家時，便自言自語到：一切都會好轉的，他無聲地說：這是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同胞。至少官憲的壓迫將永遠不可能的了。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將好轉。

樂觀與情熱，也使他一直是熱心的。隔月即1947年5月，國定的教科書到校，吳錦翔積極地想：

設若戰爭所換取的就僅是這個改革的自由和機會，他自說著：或許對人類也不失是一種進步的罷…這世界終於有一天會變好的，他想。

”

從其語帶保留，知道吳錦翔可能不全然同意此時的政治情況。但小說家的判斷也有幾分道理，從人類歷史的長時期視野（歷史唯物的視野），至少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結束了，至少，也不再是滿清封建，故確實「或許」「也不失是一種進步」。

但現實發展不如吳錦翔所料，小說家含蓄地寫：「第二年入春的時候，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的觸角，甚至伸到這樣一個寂寞的山村裡來了」。我們不清楚吳錦翔所在的「依山的大湖鄉」是否也有事，但村人確實在談論。

然而是什麼事呢？我原先和大部分人一樣，認為「省內的騷動」應毫無疑問指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然而如果小說家不是刻意混淆時序及語意，小說此時已經發展到1948年了，且內文明顯描述1947年4月剛教書時的情緒至此有著時間性的過渡，所以理當不是在1947年4月的敘述之後又倒敘1947年2至3月（當然也可能是青年小說家細節設定的失誤，故實際上還是指二二八事件）。不過，以含蓄的語調，小說家並未複製歷史的全部細節，因此不需要過於聚焦這是否是「二二八」；反之，「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足見陳映真不是限於「台灣」邊界思考問題。若將「騷動與動亂」視為隱喻，更可以讀出背後始自蔣介石片面破壞政治協商會議的一連串事件；「省內的騷動」可以不只是二二八事件，而可以包含「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等在台灣的迴響，「中國的動亂」則是戰事再度爆發；這些消息以慢步調緩緩流進吳錦翔的小山村。

通過點出「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的觸角」的消息，小說家旨在凸顯吳錦翔變化的過程。雖然不同於身邊那些簡單而好事、談論著或喧說著誇大過了的消息的村民，且不似村民有著省籍的芥蒂，但吳錦翔沒有被「祖國情熱」遮蔽。吳錦翔「逐漸的感到自己的內裡的混亂和矇矓的感覺」。吳錦翔的思想受到震盪，並且帶來反思契機──因為「讀書」，吳錦翔得以至關重要地：「第一次他開始不用現存的弊端和問題看他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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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震盪：知識與現實接軌

吳錦翔一直是讀書的人，雖然小說家沒說吳錦翔讀過什麼書，我們在小說家曾經陸續提過的左傾社會科學書刊以外也不曉得小說家自己還讀過什麼書，然而明確地，陳映真通過「第一次他開始不用現存的弊端和問題看他的祖國」表達了思想啟蒙或再啟蒙。

陳映真既是似乎揣摩台灣左派前行者如何熬過「騷動與動亂」，也是表白陳映真自己藉「知識」的基底而拉開思索距離，從而由於「知識（當然是指特定系譜的知識）」而有思想調整的契機。

這種知識使得吳錦翔的覺醒不是直接否定外在現實，也不是通過其所不願的外在現實而否定自己過去的思想之路。吳錦翔是通過承認、接受現實，而將現實內化，從而清理自身。吳錦翔讀文學，讀地理，讀歷史，也因此一直用心思索「中國的愚而不安的本質」，現實震盪後，小說家恰當地且合理地表述了吳錦翔將原屬於「所思」範圍的範疇現實化。我們也可以說，吳錦翔於是才真正有「內在於中國」的感受：”

自我的、內在的反思，也幫助吳錦翔重新確認現實。吳錦翔原先閱讀歷史、地理而認識的「病窮而骯髒的、安命而且愚的、倨傲而和善的、容忍但又執著的中國人」，因此不再僅是書中的記載，於是當他看著窗外也就有這樣的感受：

窗外的梯田上的農民，便頓時和中國的幽古連接起來，帶著中國人的另一種筆觸，在陽光中勞動著，生活著。這個重要的思想調整，誠然證實了「祖國的情熱」應當不是不證自明，但更說明了，只有經過這樣的現實刺激從而調動知識調整，吳錦翔方能以非血緣、非情感的、從而不是抽象民族性的，而是現實思索的、從而可能更穩固的方式，以真正理解「中國」。因此，當吳錦翔自語為「悲哀」，我們卻能看見小說家暴露著更多知識細節、他的思想辯證。吳錦翔原先素樸地覺得「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將好轉」、「不失是一種進步的罷」的帶有長時期歷史觀點意味的思索，此時因「現存的弊端和問題」都重新展開了歷史厚度。不僅知識與現實疊合，歷史也與現實疊合了，故得以妥當安置「現存的弊端和問題」：這樣的中國人！他想像著過去和現在國內的動亂，又彷彿看見了民國初年那些穿著俄國軍服的革命軍官；那些穿戴著像是紙糊的軍衣軍帽的士兵們；那些烽火；那些頹圯，連這樣的動亂便都成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理由了。

這段引文暗示著「聯俄」，故也暗示了小說家重新考慮中國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以來的歷史；換言之重新思考中國從封建走向「現存的弊端和問題」的起起伏伏過程，及這樣的過程與當下的關係。從而，由於定義了國民黨現實上的反動的歷史原因，吳錦翔發現，原來，好日子並不因為日本帝國主義離去而理所當然到來，而原來，革命尚未結束。這才是他嘆息「悲哀」之所在：得繼續面對戰亂。

如果這是對1940年代中後期的歷史揣摩，我們應當很驚訝陳映真暴露了由於抗日戰爭結束而浮上檯面的「兩個祖國：由白色祖國到紅色祖國」的思考。而如果這是小說家思想的暴露、透過吳錦翔來訴說陳映真自己的知識變化，則應當更令人訝異──揣摩話語之內的思想軌跡，我們就能將視角從「吳錦翔反映著市鎮小知識分子陳映真的自毀」的某一種個人化的閱讀感覺，轉向「陳映真以什麼思維思考現實，從而困頓」的具有現實張力的閱讀感覺。

由於以歷史視角將現實內化於自身，吳錦翔對這樣的自己的祖國感覺親切，也就同時承認了祖國的各種待解問題，且自己就屬於這樣問題重重的中國的一部分。如此，吳錦翔將眼前的具體景觀與知識上的中國連結，才能在遇到那些不如預想的外省人時，感覺「有些距離，然而這距離是極易於和解的」。且因為此種感覺狀態，當時間過到1949年，當撤退的軍隊來到山村外的祠堂駐紮，吳錦翔特意去看「他們的笨拙綁腿；軍械的油味；兵的體臭；軍食的特別味道」時，才有辦法延伸為「彷彿從他們看見了數百年來的中國的兵火」──歷史依舊是現實的。

吳錦翔在否思中肯認了現實，但我們也感覺吳錦翔的思想在震盪中未曾全然穩固。隨著思想現實化，卻愈顯改革者的徬徨。思想震動、調整的過程裡，吳錦翔不時嘆息「大而暖昧的悲哀」。吳錦翔甚至在想著改革這樣一個年老、懶惰卻又倨傲的中國的無比的困難時，在想像著有一天中國人都挺著腰身、匆匆忙忙地建設著自己的情形時，「竟覺得滑稽到忍不住要冒瀆地笑出聲音來了」。為什麼笑了出來？吳錦翔怎麼了呢？如何閱讀他所感覺的滑稽？這又如何不同於當代台灣熟悉的「反中」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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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徬徨：「不完全改革」的空想調

深讀吳錦翔的「冒瀆地笑」、他的「悲哀」、他感受的「滑稽」，須回到至為關鍵的「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的觸角」再展開。騷動與動亂，誠然觸動吳錦翔知識上的現實化，但也勾動了他的徬徨。

「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的觸角」延伸到山村裡來以後，吳錦翔在內裡的混亂和朦朧的感覺中，不僅確認了自己之為這樣一個有著愚而不安的本質的中國人的不可說明的親切感，但「這樣的感情除了血緣的親切感之外，他感到一股大而曖昧的悲哀了」，他感嘆：這是一個悲哀，雖其是矇矓而曖昧的──中國式的──悲哀，然而始終是一個悲哀的；因為他的知識變成了一種藝術，他的思索變成了一種美學，他的社會主義變成了文學，而他的愛國情熱，卻只不過是一種家族的、（中國式的！）血緣的感情罷了。

若將吳錦翔視為陳映真，則上述引文就被讀成陳映真自敘白色恐怖下的受壓抑情況。然若我們硬是將這段拗口文句照著文本走，則它可以是思想震盪之後的自我反省，小說家通過吳錦翔的悲嘆，進而質疑：過去怎麼就沒因為「讀書」而真切體認，不可能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改革、好轉」？那麼，另一段敘事也就不是陳映真的自我描述，而是陳映真迂迴地對某種知識狀態提出批評：幼稚病！他無聲地喊著。這個喊聲有些激怒了自己，他就笑了起來：幼稚病！啊，幼稚病！有什麼要緊呢？甚至「幼稚病」，在他，是有著極醇厚的文學意味的。他的懶、他的對於母親的依賴、他的空想的性格、改革的熱情，對於他只不過是他的夢中的英雄主義的一部份罷了。想著想著，吳錦翔無助地頹然了。

換句話說，陳映真通過吳錦翔的個人自諷，實際上嘲弄了吳錦翔剛回來山村時樂觀、熱情的、不徹底的空想改革論。不完全的改革論，是無稽的幼稚病：他的知識竟然其實是藝術，他的思索不過是美學，而他的社會主義僅僅是文學，他的家族熱只是血緣感情。

吳錦翔感覺徬徨。走到自我質疑這一步，情熱與樂觀已經不見了。調整思想後，誠然更近現實，但也由於才剛剛確認「愚而不安」的中國的現實改造問題，使得徬徨之中帶著矛盾。

吳錦翔調整思想，也意味著必須構思新的實踐，故他「竟覺得滑稽到忍不住要冒瀆地笑出聲音來了」，發現自己早先廉價的空想改革論的可笑。但是面對現實的與自我的調整，還意味著另一個更大的困難，即吳錦翔面臨著調整認知、調整實踐方式之後的，未必能夠料想的新一輪後果。於是，1949年的中秋方才過去，月剛露頭而夕陽的餘輝閃爍的時候，吳錦翔吸著菸，「矇矓之間，想起了遣送歸鄉之前在集中營裡的南方的夕靄。自這桃紅的夕靄中，又無端地使他想起中國的七層寶塔。於是他又看見了地圖上的中國了」，他無助頹然，原先被「樂觀、情熱」壓抑得妥妥當當的戰時記憶，開始無可遏抑地浮動著了。

我們還沒看到吳錦翔毅然決然投入新的改革之中，也沒見到他的新的改革是什麼。但區分上述層次可見，當吳錦翔確認了祖國還在戰爭中，而可能還得持續一段時期戰爭的現實後，他的革命徬徨面臨更多必要調整。然而新的調整完成前，吳錦翔遭遇了另一件事，使他迅速落入萎縮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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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現實再次來痛擊

吳錦翔深感無力，立即進入小說第四段。年過三十而逐漸墮落了，不再苦讀，只行些基本的教師道德。據說，墮落的吳錦翔的行為：

畢竟不只是一種道德或良心而已；而是一個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後的遺跡。

”

畢竟不只是一種道德或良心而已；而是一個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後的遺跡。

單從吳錦翔自身，上述文脈依然容易證實為吳錦翔只不過是個無能的、改革不徹底，而空想的「市鎮小知識分子（陳映真）」。然而，小說家既然已經隱匿地通過吳錦翔批評了某一種改革論，則吳錦翔由「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意味著什麼呢？

這和「年過三十」當然一點關係也沒有，而是與三十歲的標誌有關──1950年。1947年4月接下山村小學的吳錦翔是26歲，「年過30歲」當然就是小說家欲言不言，而使情節過分跳躍的時代背景。根據小說家後來在〈後街〉敘述的吳錦翔元形象也可以知道是白色恐怖：

那年秋天，一個從南洋而中國戰場復員、因肺結核而老是青蒼著臉、在五年級時為了班上一個佃農的兒子摔過他一記耳光的吳老師，在半夜裡被軍用吉普車帶走，留下做陶瓷工的白髮母親，一個人幽幽地在陰暗的土屋中哭泣。

”

語意不清的小說敘事，證實陳映真至晚在1960年便有這種認識：1950年代白色恐怖對於知識、現實改革等之可能性皆影響甚劇。對照史實與陳映真的記憶，吳錦翔實為活過了，或者說躲過了1950年代的肅殺的人，但「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的觸角」後震盪了的吳錦翔思維狀態，又一次受到搖晃。因著白色恐怖舖天蓋地，墮落了的吳錦翔開始喝酒，「沒有什麼酒癖，但偶爾也會叫人莫名其妙地醉着著哭起來，像小兒一般」。吳錦翔曾經以為不再可能的「官憲的壓迫」又成為現實，吳錦翔應當感覺性命在懸。吳錦翔前兩年因為思想震盪而確認過了的戰爭現實性也果然持續，於是我們看到，先是壓抑、時而復甦的吳錦翔的戰爭記憶，在吳錦翔的學生的入營席筵上止不住地爆發後，現實與記憶反覆疊合、繚繞不去：

鑼鼓的聲音逐漸遠去，但那銅鑼的聲音仍舊震到人心裡面。太陽燃燒著山坡；燃燒著金黃耀眼的稻田；燃燒著紅磚的新農家。山坡的稜線上的樹影，在正午的暑氣中寂靜地站著。突然間，他彷彿又回到熱帶的南方，回到那裡的太陽，回到婆娑如鬼魅的樹以及砲火的聲音裡。鑼鼓的聲音逐漸遠去，砲火的聲音逐漸遠去。他傾聽著雨打一般的脆鼓聲，頃刻之間，又想起了在飯盒裡躍動的心肌打在盒蓋盒壁的聲音來。他擦著一臉一身的汗，有些詫異於自己的這個突然的虛弱和眩暈了。

”

此後，吳錦翔不斷虛弱，「南方的記憶；袍澤的血和屍體，以及心肌的叮叮咚咚的聲音，不住地在他的幻覺中盤旋起來，而且越來越尖銳了」。不到兩個半月，根福嫂發現他的兒子竟割腕自殺，死在床上。

小說第三節尾的徬徨，加之1950年後「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毀」，爾後是酒醉暴露的恐怖及誇張化的死亡，使本篇小說具有強烈的現實╱歷史批判意味。今日重讀，〈鄉村的教師〉鮮明批判國民黨集團階級性，且突出抗議「白色恐怖」。

然而，急轉直下的1949年至1950年，卻讀起來有些漏洞。吳錦翔沒有被捕，雖無證據顯示吳錦翔是地下黨，也沒故事跡象指出他在戰後與左派保有任何聯繫，也沒有任何地下黨員逃來山村躲避的線索（雖然，吳錦翔所在的村，與陳映真三十年後所寫〈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的「大湖」同名，而大湖是地下黨被破壞後組織成員躲避地之一），而吳錦翔戰前一道「讀書」的朋友們也不見了。我們也可以說「過了三十歲的改革者吳錦翔墮落了」這句話已濃縮隱喻了其他背景，但小說設定上的空白，也往往使讀者過度聚焦於「大的理想大的志願」，止於以「崩毀」乙詞設想其批判所指。與此同時，我們實際上沒有讀到思想調整後的吳錦翔改革╱革命的具體設想，那麼，除了指認小說的現實批評、歷史化批評，又如何確認陳映真自己的「理想」與「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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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錦翔「大理想大志願」的困窘

我們見到吳錦翔回來台灣以後的心路轉折，他的樂觀與情熱，他的幻滅與質疑，並由於歷史上的事實而失去了持續實踐其改革者理想的可能性，終於墮落和不可遏抑的死亡。

吳錦翔剛剛回來時，確實質疑「知識或者理想在那個定命的戰爭、爆破、死屍和強暴中成了什麼呢？」從而，回到和平而樸拙的山村彷彿帶給他一些理念契機。但在樂觀與情熱中，吳錦翔即使懷抱熱情、（知識）信仰，卻自始無能為力。

由於讀書，且由於自己「出身貧苦的佃農」，使吳錦翔帶著某一種階級思想。小說家曖昧地說，「對於這些勞力者，他有著深的感情和親切的同情」，對農民的愛不是單純的愛，而是帶著「尊敬」。吳錦翔的理念誠然巨大，他覺得「務要使這一代建立一種關乎自己、關乎社會的意識，他曾熱烈地這樣想過；務要使他們做一個公正、執拗而有良心的人，由他們自己來擔負起改革自己鄉土的責任（後來改版為：務要使這一代建立一種關乎自己，關乎社會的意識，他曾熱烈地這樣想過：務要使他們對自己負起改造的責任）」，但同時，雖然吳錦翔「因為讀書」而有各種思想調整可能性，卻怎麼也無法調動學生的思想：然而此刻，在這一羣瞪着死板的眼睛的無生氣的學童之前，他感到無法用他們的語言說明他的善意和誠懇了。他用手勢，幾度用舌頭潤着嘴唇，去找尋適當的比喻和詞句。他甚至走下講台，溫和地同他們談話，他的眼睛燃燒着，然而學童們依舊是侷促而且無生氣的。

吳錦翔回來後的山村，「村人」一直呈現為近似小說布景。但「一任坡上的太陽烘烤著褐黑色的背脊的農民們」，那些農家「破敗但仍不失其生命」，吳錦翔卻無法應對這厚重的、戰前與戰後不曾劇烈變動的社會內裡，並且無法鼓動「生」之契機。

吳錦翔追求改革但找不到方式把自己的「讀書」轉成「教讀書」，換言之理想與現實不能接軌。小說家沒寫第一次思想震盪後如何具體調整空想的「不完全改革」，且第二次思想震盪後，吳錦翔是步入墮落而不是再次調整，可見陳映真並未藉由吳錦翔傳達一符合社會現實的理想施展。革命徬徨令人悲愴，但吳錦翔的空洞無力復無力，本身不完整構成小說家自身「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如此就讓我們把視野放回理應是革命主體的背景－群眾，換言之以整篇小說的氣氛而不是單以吳錦翔，以辨識陳映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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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依舊炙人，生活依舊勞苦

村人們在光復後古鑼喧囂中熱心地歡聚著，在林厝的廣場，著實地演過兩天的社戲。但這薄薄的熱鬧與興奮，只不過是村人們對於戰爭死失的談論的暫時替代物罷了。征人未歸，幻滅「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悲哀」。村人們的熱心討論中，「我們健次是無望的了」、「後來留在巴丹的，都全被殲滅了！」也沒有過多憐惜的意味。戰爭、死屍、光復…只是村人農閒的傳奇話題，偶而騷動著卻不改變「宿命的、無趣味的生活」：

吳錦翔的母親毋寧也同屬這群形如魯迅式「看客」的村人。吳錦翔的母親，她誠然是開心的，而且開朗了、健碩了，她並且也是勞苦的辛勤佃農。由於母親的欲望，吳錦翔的母親執拗地繼續租種著一塊方寸的小園地，每日清早便去趕集，滿心想著養活兒子－教書無法自活。但吳錦翔的母親，卻也藉著吳錦翔，這位順從、沉靜、以苦讀聞於山村、被鄉人舉到山村小學裡任教的體面的兒子，而不停說嘴：一向善於搬弄的根福嫂，便到處技巧地在眾人前提起她戰爭歸來的兒子。一等大家少不得要稱讚他的順從、他的教師的職位的時候，她便又愛著而且貶抑地自謙起來。

小說家反覆描寫山村的荒唐，逼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樣貌。到吳錦翔死後，讀者仍能看見那種於今不能說漸漸稀少了的，雜和著報與外人知的意味的「山歌一般的哭聲」。在傳統習俗裡，每一家死了人總得嚎哭數日，我們卻讀到，吳錦翔死亡當日，鄰家的年輕人居然有些慍怒於這樣一個不能說不常見的陰氣的死和哭聲，而鄰家的老年人頂多懶惰地嚼嚼嘴。

正是在這個節奏滯重的山村，吳錦翔感覺「窗外的梯田上的農民，便頓時和中國的幽古連接起來，帶著中國人的另一種筆觸，在陽光中勞動著，生活著」；也在這個本身即「中國式」愚而不安的他自己的村子，吳錦翔無法讓自己的思想調整與外在產生適當的勾動。

吳錦翔面對兩次大震盪，村人們卻無法感受。村人也因此全然不能觸及、感受、理解吳錦翔之所思，故當吳錦翔維持基本道德底線而墮落，村人們理所當然地稱他為「愚誠」。

吳錦翔死前兩個半月，在那場席筵上說出了使得大家都從笑笑轉而「噤著」的吃人的事。爾後，事情傳遍了，吳錦翔到處遇見異樣的眼色，學生們談論著，婦女們在他的背後竊竊耳語，課堂上的學童都用死屍一般的眼睛盯著他。然而－村人們本來就是這樣面對奇談的。

終於，吳錦翔看見村人們「鑼鼓迎著三、四個披著紅緞的青年走出山村去了。家族們穿著花花綠綠的衣服，簇擁在後面」的過節似的景致。鑼鼓聲不僅是勾起可怕的戰爭記憶的鑼鼓聲，使他「感到一陣空虛，無意義地獨自笑了起來」，鑼鼓的聲音逐漸遠去，還是朝著民族內戰而去的。當初興奮地問著「健次他們呢？」的人們，已經遺忘了或者不曾記憶戰爭，當然也無法理解這新一次戰爭的意味。母親的哭聲在入夜時沉默了。「那天夜裡有極好的月亮，極好的星光，以及極好的山風。但人們似乎都不約而同地提早關門了」吳錦翔無法觸動村人，而吳錦翔在村人眼中終於也不重要。

小說家橫眉冷對，冷冽觀看村人的「愚而不安」，嚴肅甚至是嚴厲地要求讀者思索人們何以致此？陳映真質疑人眾何以即將縱容再次戰爭、允許自己恐懼的人吃人發生在自己身上？這大大的悲哀，或許是吳錦翔死的時候白蠟一般的臉上顯露著的「一種不可思議的深深懷疑的顏色」的質問。

陳映真對於山村的整體敘事，是以陰暗方式描繪滑稽，從而帶有足令讀者反覆反芻的韻味。但若把吳錦翔與村人合起來讀，即把小說整體讀為陳映真的思想之所向，則我們也會讀到悖論式的缺陷：不可得的群眾。

相較陳映真在〈鄉村的教師〉三十年後所寫的報告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其中的農民群眾素樸而熱情且犧牲，吳錦翔的村人卻沒有革命動力。顯然陳映真此時尚無法妥當設想「革命群眾」，也無法設想自身如何與群眾接上。這帶來的問題是，即使吳錦翔要繼續設想他的改革╱革命，他面對的不僅是同伴們消失於1950年代白色恐怖，也缺乏妥當的革命主體－群眾。因此，吳錦翔的樂觀與熱情崩毀，他的頹然無助，他的邁向死亡，也因於村人們無法妥當地承接吳錦翔。那麼我們就不是將吳錦翔的「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視為陳映真自己「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卻是，由崩壞本身發生的源由，鏡出陳映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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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懷疑的顏色

猜想，吳錦翔死後隔日，太陽應當還是從山坡後面的斷嶺昇升起來，清晨的霧還是悒結在坡上、田裡和長而懶散的村道上，午後，太陽也應當依舊炙人，依舊照在農人的褐黑色的背上。村人們或許還多了個嚼嘴的材料－那個吃人肉、病悒了的小學教師吳錦翔。還或許，開始談論甫上前線的村中青年們的軼事。這真是〈鄉村的教師〉暴露的悲哀。

陳映真在〈鞭子與提燈〉證實了吳錦翔的思維帶有當時陳映真自身思維的成份：隨著年歲的增長，這本破舊的小說集（按：《呐喊》），終於成了我最親切、最深刻的教師。我於是才知道了中國的貧窮、的愚昧、的落後，而這中國就是我的；我於是也知道：應該全心去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而當每一個中國的兒女都能起而為中國的自由和新生獻上自己，中國就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此機遇影響陳映真幾十年的思索路徑：幾十年來，每當我遇見喪失了對自己民族認同的機能的中國人；遇見對中國的苦難和落後抱著無知的輕蔑感和羞恥感的中國人，甚至遇見幻想著寧為他國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國人，在痛苦和憐憫之餘，有深切的感謝──感謝少年時代的那本小說集，使我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

然而我們還是避免把吳錦翔與「市鎮小知識分子陳映真」畫等號。陳映真也許活在工商社會，然而吳錦翔面對的現實困境，及陳映真通過吳錦翔而思考的歷史窘迫，完全不是〈試論陳映真〉的掩飾性說法：「工商社會資金積累之吞吐運動的過程」、「悶局中市鎮小知識份子的濃重的感傷的情緒」。

本篇小說坐落在戰後四年間，兩岸關係的座標中。「現實的」角度讀，不是取消「小說」的虛構性，而是讓我們得以通過反覆拿捏虛構－文學化（藝術化）的詮釋可能，既添閱讀的興味，也在馳騁於小說家文字的過程中試圖把握其思想與感情。我們於是可以發現，吳錦翔的理想崩毀，吳錦翔的深深的懷疑的白臘一般死亡的臉，並不直接反映小說家內在抽象理想之崩毀，而是首先尖銳的批判了戰後和平虛偽地崩毀、1950年代的歷史現實地導致不可能；繼而由於現實本身，凸顯某一種空想改革論之可笑，嘲弄了未能妥當安置其動盪過後的思想的改革者；再繼而，通過陳映真設想的社會狀態、革命者的情境，由陳映真對某部分的批判與反省焦點強烈之所在，可見到陳映真暫時沒能思考革命可能性。陳映真之所以暫時無法設想革命可能性，是由於他理想情境的或許「不實際」，也可能未知1950年代革命中的具體事實，但毫無疑問陳映真是朝著「現實」而來。改革╱革命不能全靠改革者自身，吳錦翔的孤單、自始無能為力，必須對應地將村人納入，才完整陳映真之所思。

在多層嘲諷中，小說家確實尚有許多無法面對與突破的課題，許多環節待設想，但正因為許多不完美的情節與設想，讓我們得以重新閱讀，尤其是繼續往後閱讀陳映真小說，解開定型了的「陳映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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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文聚焦〈鄉村的教師〉，故超出〈鄉村的教師〉文本證詞者皆暫不處理。然而〈鄉村的教師〉中的村人狀態至為關鍵，目前往往被視為具有「自傳」色彩的這批1961年以前的小說，基本都處理、構思著人的意識的問題。小說質地的黑暗、破落，自然反應了小說家的狀態，但卻同時是突破點，讓我們探詢小說家的什麼思想角度使得他這樣地看待現實，從而是這樣視角下的現實使得他「苦悶」，而不是〈試論陳映真〉中可疑的、被許南村說成「市鎮小知識分子」「天然」般地苦悶。

1975年，小說家出獄，並於小說再版過程進行了字詞改動。其一是將「文化協會」改成「抗日活動」，雖避開了「文化協會」後來分裂的種種複雜性，但也某程度降低了小說主角的歷史參照性。其二，陳映真將「務要使他們做一個公正、執拗而有良心的人，由他們自己來擔負起改革自己鄉土的責任」改成為「務要使他們對自己負起改造的責任」。陳映真為什麼這樣改？改動本身又呼應什麼樣的新的時代變化，及新的思想調整？值得我們後續思考。保马PourMarx

微信号：Pour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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