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亲妈还亲的老干妈

我们这些吃惯了热干面、牛肉粉和豆皮的武汉人，个个都怀揣一副习惯了热乎乎、辣乎乎的肠胃，就更难以接受“土豆烧牛肉”了。...





土豆,蕃茄,鸡蛋,牛肉……, 人们对这些食材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用这些食材，采用中国传统烹调方法烹制出来的菜肴，菜式丰富，色、香、味、型俱全，不仅中国人爱吃，就是老外也趋之若鹜，赞不绝口。还是这些土豆,蕃茄,鸡蛋,牛肉……，若用老外的烹调方法烹制出来的菜肴，老外固然喜欢，但我们中国人就不一定那么适应了。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原苏联领导人提出了“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在什么事情都是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的环境里，似乎只要吃上土豆烧牛肉就是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尽管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吃上一顿土豆烧牛肉还真不容易，但还觉得这样的共产主义是否太简单、太容易了，吃上“土豆烧牛肉”就到了共产主义？

后来多次出国才知道，这土豆和牛肉是老外们的主要食物。光土豆的吃法就有煮土豆、炸薯条、土豆泥、咖喱土豆、香炒土豆等多种，这“土豆烧牛肉”还真是西餐中的一道主菜，只要烧得好，味道也非常不错。上世纪的1991年9月，我曾去过刚刚解体后的前苏联，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当时是武汉市的友好城市）参加一个世界友好城市青年大会，前后在基辅生活了半个月。根据我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乌克兰人民当时要能吃上“土豆烧牛肉”真的很不容易，无怪乎当时的苏联要把这作为共产主义的标准了。

撇开政治因素，我的味蕾十分喜欢这道象征着共产主义的菜肴。

平日里出差公干，一般都会住酒店。这些酒店的早餐大多都会中西结合。除了中国人通常的早餐品种外，更有适合老外们口味的西式品种。也可能是想换换口味，每当用餐时，我都会以西式品种为主，并按老外的用餐方式，先来上一杯咖啡，慢饮细品；再按老外的口味选择肉肠、培根、鸡蛋等，当然，以土豆和西红柿为食材的菜品更是不可或缺的选择。用餐方式也基本西化，左手拿餐叉，右手拿餐刀，大快朵颐。由于平日有机会练兵，加之出访时对老外就餐内容和方式的了解，对西餐虽说不上喜欢，但已经不那么陌生。因此，无论到哪国访问，用餐基本无障碍。

2011年春节，我带队去澳大利亚参加文化交流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协议，每年农历正月初四晚上，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悉尼市都要举行巡游活动，庆祝中国农历新年（chinese new year）。巡游活动每年由中国的一个省（市）承担。当年轮到了湖北省，省里再把任务下派到各地市州。武汉市承担了5项任务，派出了64人的表演队伍和6人的政府文化代表团。我是总领队和团长。

我的这些同事们中的大多数是第一次出国，对老外的就餐内容和方式，既了解不多，更缺乏体验。有的从别人那儿听说国外的洋餐很难吃，也想仿照那些曾出过国的人做法，提出能否带点方便面、榨菜之类的食品，以备口味不适之用。但由于澳大利亚、新西兰是畜牧业大国，对食品进口控制非常严格，此类的食品是绝对带不进去的，我们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过海关时看到，就是一只水果、没吃完的一点面包，也休想逃过那些检疫人员的法眼。吃饭只能入乡随俗。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期间，每天早餐的品种还算丰富，都是肉肠、鸡蛋、面包、咖啡、牛奶、麦片、西红柿、洋葱、水果等，而且只要是带叶子的蔬菜全部生吃，按老外的说法，保证里面富含的维生素不流失。要说这生活过得不错，头一两天，大家觉得新鲜，兴致还很高。但时间稍长一点，每天在餐台上所见到的主食副食几乎都是一副相同的面孔，大凡吃惯了稀饭、馒头、包子、油条、油饼的中国人，一般会受不了。特别是我们这些吃惯了热干面、牛肉粉和豆皮的武汉人，个个都怀揣一副习惯了热乎乎、辣乎乎的肠胃，就更难以接受了。我和大家调侃，在外国当厨师简单，学会做几样菜可以混一辈子。

早餐嘛，就跟着在酒店凑乎了，而中餐和晚餐，当地的接待单位还算考虑周到，一般都会安排在当地的中国餐馆。但是，因为是在异国他乡，大多数中国餐馆的食客平日也还是外国人较多，所以，为招徕顾客，既要保持中国特色，又要满足老外的味口，这些餐馆的烹调方法也基本上已经本土化，炒、煎、炸在这里难觅踪迹，所有的菜肴都是以烧、煮、或生吃为主。更能显示本土化特点的是，有些菜里面还要放上一点咖喱，如咖喱牛肉、咖喱鸡肉、咖喱土豆等，使得这些中国餐馆的菜品不土不洋，不中不西，让那些来自中国的客人们大跌眼镜。因此，尽管每餐还是中式菜肴，但那水煮的方法、清淡的口味、毫不生动的色彩、每餐几乎一样的单调品种，让那些身在异国而对家乡的菜肴充满期待的人们的食欲大打折扣。尽管有时感到有些饥饿，暗自准备就餐时大干一场，但等到开流水席般的“六菜一汤”一端上来，又顿觉胃口全无。中餐、晚餐基本上都是草草从事，简单填一下肚子，就像是为了履行每日生活中的一道程序而已。

出门在外，搞好生活还是很重要的。看着大家吃得不愉快，我当然有些着急。我向接待部门提出，中晚餐各加两个菜，餐费另付，但口味一定要重一点，烹制时加点辣椒更好。此外，每张桌上一定要加一到两碟辣酱或辣椒油。经过这样改进，大家的胃口明显好了许多，饭也吃的香、吃得多了起来。有的同事还觉得不过瘾，直接用辣酱拌饭吃。于是，每张桌子上不免又要加一些辣酱或辣椒油。尽管每次量不大，但很能解决问题。

好在这些中国餐馆考虑到中国人的口味，也都准备了一些辣酱、辣椒油之类的佐料，以满足嗜辣者的需求。

记得有一次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吃午餐。菜肴，还是那“六菜一汤”；辣椒，还是那一小碟；米饭，还是那一大盆；食者，还是那样默默地埋头苦干。席间，当地的一位中国陪同不知从哪里拿出一瓶贵州出品的“老干妈”辣酱，客客气气地问了一声，各位，“老干妈”要吗？

“老干妈”？满桌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目光齐刷刷地盯着那位手中那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包装裹着的玻璃瓶子，桌上一位嗜辣者情不自禁地脱口大呼：“这不是‘老干妈’，这是我的亲妈哟，不，它比亲妈还亲！”立即引来满桌喝彩。

只见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抓过那瓶“老干妈”，迫不及待地拧开瓶盖子，抄起瓢羹，狠狠地舀了一瓢羹，全部放在饭碗里，然后用筷子把满碗米饭拌了个鲜红。随着三声“过瘾”、“过瘾”、“过瘾”，一碗米饭一会儿精光。照此办理，他又来了一碗米饭！

有人带了头，余者有劲头。其他的嗜辣者也不示弱，你一筷子，我一瓢羹，三下五除二，很快，一瓶“老干妈”来了个底朝天。

这瓶贵州出品的“老干妈”辣酱，成了我们这次澳新之行的一个亮点。在随后的几天里，肉肠、鸡蛋、面包、咖啡、牛奶、麦片、西红柿、水果等依然伴随着我们，那水煮的、清淡得乏味的中式菜肴依然进出着我们的肠胃，但是，我们再没有见到那“比亲妈还亲”的“老干妈”了。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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