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期  米德：重获充分就业？ ——阿加索托邦之梦（2）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中长期的任务，如何处理好它与短期“总需求管理”的关系，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本期继续发表米德的“重获充分就业”一书的第一和第二章，希望对大家了解需求管理的两个主要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所帮助。...

阿加索托邦岛屿据说是宜居的地方，它不像乌托邦岛屿那般完美。对阿加索托邦社会的深入讨论见詹姆斯·米德的《自由、平等与效率》（Macmillan, 1993）及其两本小册子：《十五种建议》（就业政策委员会，1993）和《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就业政策委员会和社会市场基金会，1994）。

目录

序-罗伯特·索洛

前言

1 引言

2 需求管理

3 价格和工资率的设定

4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附录A：欠发达经济和过发达经济之间的区别

附录B：额外税收融资的基本收入图示

5 对外关系

6 结论二战刚结束时，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大目标是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状态。这种情绪受到人们对战前十年大萧条的记忆和凯恩斯主义的很大影响。近来，经济政策重点变成控制过度的通货膨胀，这种控制又一次导致了大量失业和贫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现在，充分就业再一次严肃的作为首要政策目标。在避免严重通胀和不平等加剧的前提下，能够重获充分就业吗？

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整套独立但又密切相关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本书描述了不同政策相关作用的一个较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是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本文的简单模型忽略了一些经济条件，这些条件对最终解决充分就业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本文的模型基本上局限于封闭经济。在当前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下，主要关注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安排，而不对相关的外部经济和财政关系给予相同程度的关注，似乎是可笑的。但是我们可以参照伟大的先例，凯恩斯的革命性著作《通论》主要关注的也是封闭经济内的问题，引发大量的后续讨论和研究来确定其国际影响。不过，本书第五章很简短的概括了当前政策建议中必须要考虑的国际影响因素。

其次，如果政治上不能达成共识，本文所提出的一系列国内经济改革政策也不可能实施。尤其，社会必须将这些改革视为通往体面、平等的公民社会的行动，而不是集中在个体收入最大化自由的层面，而任由魔鬼来照料失败者。

这样一种文化变革，势必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形势不一定毫无希望。如果政治领导人能够宣传在正确方向上的初步适度的改革，街上的百姓可能会开始倾听。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间很可能会形成正面的反馈。随着经济改革的加深，社会的观念会越来越支持改革，而随着文化态度的改善，下一步经济改革也会更激进。

经济改革中有两方面在目前讨论的充分就业政策中起着突出作用。其一是英国劳动力的素质和适应能力；其二是有效率的现代资本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

需要在教育、培训、医疗、上班母亲的儿童照顾等领域进行基本变革，改善劳动者的生产率、技术、适应性和总体素质。这些变革极端重要，应该花大力气去做。而且这与本书中提出的详细宏观经济政策建议是一致的。

可惜的是，目前有许多政治家和其他决策者在设计当前流行的充分就业政策时，认为这些来自供给侧的素质改革似乎是劳动力市场中唯一具有重要性的政策。他们很少强调保持适度工资的问题——这令许多和作者一样的经济学家感到吃惊，我们认为产品或服务所设定的供给价格在决定其可出售性上和其质量一样重要。

在商业观念、贸易和产业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也需要一些基本的变革，以保证充足的有效资本设备投资和充分适度的基础设施提供。

我认为在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这两个领域进行适当的全面改革具有极端重要性。但是它们并非本书的研究内容，本书关注非常不同的经济和财政改革，这是获得并保持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遗憾的是，这些改革被忽视了。

被忽视的方面在于一些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网络，例如货币价格总水平、利率、税率、政府总支出、预算赤字或盈余等。分析这些变量的内部关系会引出对经济和财政控制政策的一系列建议，对于维持充分就业且不产生过分通胀和不可接受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是十分必要的。本分析基于大大简化且相当机械的宏观经济模型，对预期、激励和管理困境关注较少。

但是，在我看来，仍存在一系列内在一致（尽管是有限的）的控制问题。此研究得出的正面命题可以归结如下：

1、充分就业依赖两个主要条件：第一，适当的需求管理制度，保证有充足稳定的货币支出水平在产品和服务上，进而保证充分就业的经济的产出找到稳定可靠的市场；第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具有既定技能和素质的工人在竞争的用人单位中以足够低的实际工资提供服务。

2、在自由市场中，这种处于收入底端的劳动力价格会低到使社会收入分配达到无法让人接受的水平；

3、加之存在2-3%失业率的劳动力卖方市场，这种相对低的工资水平必将导致大规模的加薪要求，从而威胁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4、未来的基本经济问题将是国民收入分配，而不是不断增长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

5、因此充分就业可能会越来越成为“部分时间”工作问题，享有更多闲暇。

6、高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相对低的工资，越来越多的“部分时间”工作，这样的充分就业需要对现有的经济和财政制度及政策实施巨大的变革，本书其余部分将主要讨论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将“需求管理”定义为政府对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支出的总货币价值的控制。这个总额通常分为三个部分：

1、政府本身对产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对私人部门的货币转移支付性预算支出，如对国债的利息支付或货币性社会福利支出；

2、个人或私人部门的企业实体为投资目的对产品和服务的支出；

3、私人部门为消费目的的支出。

当然，在第一类支出中，大都与就业目的相关，如教育、医疗和社会基础设施等支出。政府本身可以直接控制这些支出。因此，本章主要讨论政府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第二类和第三类私人部门支出的间接影响。

需求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充足稳定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也就是说，控制上述三类支出的总量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以吸收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和服务，同时防止总支出水平的短期波动。

但是“需求管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控制总支出中对产品和服务的资本投资支出和即时消费二者间的比例。这个比例对于保证未来的充分就业非常重要，因为在给定工资水平下，经济中的资本存量越高，未来的劳动力需求就越大。因此，研究不同经济政策对第二类资本投资支出和第三类消费性支出的影响是本章的重要内容。

先讨论第一个观点，即控制国内产品的三类支出的总和。这种需求管理观源于战前的凯恩斯的工作，他将提高或降低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支出的激励，作为维持高水平且稳定就业的间接手段。

但是，即使在失业率较高的时候，也总有人担心，人为规划的增加支出的政策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而不是就业的增加。战前的凯恩斯主义分析中，较少关注此类通胀危险。只要有大量的失业队伍和可投入使用的机器，就可以预期需求增加必定导致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只有产品和服务没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时，通胀的危险性才会增加。实际上有大量证据显示，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在战前高度萧条的经济中，是扩张需求的主要结果。

在战后的头20年内，凯恩斯学派将需求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的措施似乎依然有效，没有产生不可接受的通货膨胀压力。

战争刚刚过去那一段时间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光。战时的价格控制和食品补贴及对工资有很大限制的战时爱国习惯使生活成本非常稳定。这或多或少产生完全货币幻觉——交易是在实际货币价值不变的假定下进行的。但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工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谈判能力。货币工资率和价格开始上升。生活成本因此上升。通过国内工资的增加来满足上涨的生活成本的努力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幻觉消失了。人们要求增加工资来抵消未来的预期生活成本上升并实施谈判压力以获得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1973-74年,由于进口石油的价格及所有使用石油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的巨大上扬, 恶性通货膨胀风险大大增加。这加剧了对高工资的需求，以抵消生活成本的上升。但事实上，重要原材料的成本上升导致的国内产品实际成本上升相当于生产率的下降。若想避免恶性通胀，应接受生活成本上升，而不提高工资水平。

恶性通胀的威胁是用走走停停的经济控制来应对，但这导致了失业。价格和收入政策频繁的实施又放弃。很显然，这非常难以安排，非常不受工会和官僚的欢迎。无论如何，价格和收入政策本身不足以解决基本问题，其原因后面解释。最后，撒切尔政府坚持将大幅降低的通胀率作为基本经济目标，为此被迫接受长期受限的经济政策和高失业。历史的车轮转回来了，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变成低通胀而不是高就业；大萧条又一次像前凯恩斯时代一样被认为是上帝的周期性的不可抗力。

这里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获得充分就业而不产生高通胀尤其是恶性通胀？为此，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货币主义实验的悲惨故事也许为重述可行的经济目标扫清了障碍。

随着对充分就业的放弃，通胀控制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调节货币存量M成为控制产品和服务总价格水平P的首选方法；而此后任何产出和就业的水平都由市场来决定。

增加货币存量——例如通过发行更多的纸币或增加银行存款的供给——会使总价格水平按比例提高，此观点依据的简单事实是：货币存量M乘以货币流通速度V（也就是每单位货币M从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者到供给者的次数）可以测算对产品和服务的总的支出水平。购买者支付1英镑买产品的同时，供给者收到1英镑的销售收入。所以，MV不仅衡量了消费者总的支出水平，还衡量了生产者总的收入水平。

但是生产者的总收入依赖于产品和服务的出售数量Q乘以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P。因此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总支出等于出售这些产品和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即MV=PQ。

很明显，只有V和Q保持不变时，将M控制在稳定的水平上才可以有效地稳定P。否则，即使M保持不变，P也会有较大的波动。

实际上，即使M保持不变，V，P和Q有许多组合的变化形式。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这点。即使MV保持不变，可能出现Q的大幅下降与P的大幅上升相抵消。这就是对众所周知的“滞胀”的简单描述：价格性通胀伴随着产出的紧缩和失业的上升。

但是在使用M作为控制P的手段的整个不幸的历史中，最滑稽的还不是这个。在目前条件下，有两个原因导致对M的界定非常困难，包括什么或不包括什么，而M是被用来实现稳定目标的。首先，除了较熟悉的商业银行外，还有许多机构（例如，建房互助协会）可以提供活期可转让性负债，而这在很多情况下都很难与银行存款相区别；银行存款本身不再严格地划分为无利息的即期债务和有利息的通知性可兑换债务。第二，信用卡及其他转移资金的电子设施在实际中提供了即时透支便利，却经常缺乏明确的限定和条件。而且，在账户间转移购买力的新的电子设施似乎是无限的。那么如何才能将这些可能的额度加在一起构成任意时点的一个单一的货币存量M？在货币主义体制期间，尝试了将不同货币存量依据不同目的而加总（M0，M1，M2，M3，M4），并考虑哪一种才是最合适的指标。但是为此，人们当然必须先确定P应该被稳定在何种水平上——也就是说，在稳定价格机制中，人们希望包括哪些产品和服务篮子。关于哪一个M才是达到目标最适合的货币量不能达成一致，而且不同的MS一直在以不同的速度朝不同的方向变化。

最后，人们意识到，如果最终目标是控制给定的价格水平P，我们可以简单的忽略货币主义者的繁琐建议，而只把价格水平本身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直接限制货币和财政政策，阻止P偏离其预定的目标水平。所以下一步将采用一个价格指数（P代替M）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问题又变成选择合适的P。

一个常见的选择是国际货币价格（例如，英镑-马克之间的汇率）。但是这将放弃国家对自己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并接受德国经济当局为其国内目标所选择的货币通胀或紧缩。这种将我国福利的所有责任甩给别国的做法不可行。

然而，如果为控制某种自己不想要的通胀或紧缩而选择一个P，就应排除进口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影响。类似的，为提高国内某些产品的价格而设计的增值税等间接税的价格影响也应排除。P应该是国内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货币价格，即GDP的货币平减指数（GDP deflator）。

假设一般价格指数的通胀是由进口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引起的。为了遵循只有国内产品价格应该稳定的原则，就应避免通过工资上升来抵消生活成本的进口部分的上升。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为了保证一般价格指数（包括进口产品的价格）稳定，应该减少国内工资和价格的绝对量来抵消进口价格的上升。这就更加困难了。为了降低绝对工资而让产出和就业面临巨大的缩减，这种做法没有任何益处。

为减少实际消费而提高增值税，同样达不到效果。为防止P（包含增值税）上升而总体抑制国内工资和物价是无稽之谈。但这就是严格限制零售物价指数（Retailed Price Index）的承诺所要求的。为控制国内价格-成本型通胀，唯一有意义的可选择的P就是GDP货币平减指数。但是即使稳定这个P，也还不是一个适当的经济目标。

必须承认的是，将控制物价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极其有效和成功的。在过去十年间（1985-1995），物价的年通胀率从20%减少到3-4%——但是代价是产出和就业长期持久的萧条。

更好的办法是用经济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的结合）来控制货币GDP（名义GDP），即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货币支出总和。

用货币GDP代替物价作为最重要的经济目标的基本依据非常简单。假定经济中的一些变化开始引发衰退，因货币工资率和价格是粘性的，尽管不是固定的，萧条的第一个明显的影响就是产出和就业的下降，只有过一段时间才会逐渐引发价格水平的下降。如果成功采用货币GDP作为政策目标，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明显下降，会被维持货币GDP总量不变的经济政策措施迅速抵消。如果价格水平是经济政策的目标，只有当大规模失业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价格水平的下降时，才会有扩张性政策来抵消。稳定货币GDP在保持就业方面的效果比稳定价格水平快得多，具有最初的凯恩斯主义者通过经济政策稳定实际GDP（即产出和就业的一般水平）所采取的措施的诸多优点。

通常认为计算货币GDP及其未来的可能变动等统计问题阻碍了将其作为基本经济目标。这些困难被过分夸大了。为改进国民收入计算，新方法中吸收了许多思想，大量的专业工作取得足够进展，为构建可靠的货币GDP月度指数打下基础。而且，无论经济政策选择什么作为控制目标——就业水平、货币存量、价格水平或货币GDP——预测其未来可能的变动都是必要的。在此预测中，总是存在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对货币GDP变动预测的改进，没有理由认为货币GDP比其它选择在达到经济控制目标方面效率更低。

将货币GDP（或者PQ）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没有紧缩的含义。如果希望给经济一个初始的扩张动力，最初的货币GDP目标可以定得比现在水平高得多。如果人们相信适度的连续的稳定通胀是理想的，那么货币GDP未来的路径可以定在一个足够高的增长率上，以包括可预测的未来的可用劳动力规模的增长，扣除劳动边际生产率的预期增长，但是足够高到允许每年适当的通货膨胀率。体系中唯一的紧缩因素可能来自未来的通胀高于选择的水平，导致经济约束，严格限制产出和就业以限制过分的通胀。事实上，至少有两个非常好的理由，使人们相信适度的、稳定的通胀率可能是理想的目标。

首先，在发展的经济中，必须允许一些工人从衰退的岗位和区域向重要性相对上升的岗位和区域移动，此过程因衰退地区的工资下降和扩张地区的工资上升变得更加容易。由于工资率是根据货币来定的。通过扩张地区提高货币工资来达到实际报酬率的相对变化，要比通过衰退地区降低货币工资容易得多。因此，平均货币价格的适度通胀有利于经济得到调整。

其次，资本开发筹资的实际成本等于货币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适度价格通胀可使货币利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而不增加资本开发的实际成本。非常低的名义利率会给银行带来技术困境。这意味着，如果平时价格以适当的比率增长，在经济衰退时，对非常低的实际利率的要求可以更容易达到。

只要保持银行利率比通货膨胀率低，即使负的实际利率（实际上，过去曾出现过）也是可以达到的。在适度通胀情况下，使用利率作为需求管理的手段可能更容易。

我们得出结论：需求管理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使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总支出的货币量（也就是货币GDP）维持在一个有计划的、稳定上升的路径上。我们现在转而思考控制支出的方法，使其不致过度偏离目标路径。

这些控制可以通过货币或财政政策来实施。如果货币GDP高于目标水平，中央银行可以采取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资本市场的利率上升，使新产业的筹资成本增加。类似的，也可以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例如提高所得税，降低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反之亦然，如果货币GDP低于预定目标，就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紧缩性货币或财政政策的直接影响会产生进一步的间接“乘数”影响。因此，假设一项紧缩性货币或财政政策的直接影响是总支出减少了1亿英镑。对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减少会引起生产者的收入下降1亿英镑。由于其收入的减少，他们支付更少的税收，可能减少储蓄，减少然后他们在购买产品和服务上也得减少支出（比如说减少5000万英镑）。这样他们又导致其他的生产者减少了5000万英镑的收入，进一步导致这些生产者的税收减少和银行存款下降，并减少购买产品和服务（比如说减少2500万英镑）。接着，又一轮重复发生，直到进一步的效应微乎其微。因此，通过直接效应和这些乘数效应，利率上升和税率上升都可以有效限制货币支出。那么，二者在控制货币GDP时没有任何区别吗？

实际上，这两种控制方法在三个方面有巨大差异：

首先，  两者的直接影响非常不同，尽管其间接“乘数”效应相同。利率上升更可能导致资本性投资的减少，而税率上升更可能导致消费支出的减少。

其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生效的速度、频率和敏感性大不相同。如果不及时干预纠正，不受欢迎的货币收入及价格的波动可以自动强化，并且当人们确信这种趋势将继续时，波动将进一步放大。这使得货币政策成为短期货币GDP调节的首选。只要确定变化是必要的，央行的利率可以随时调整。但是所得税率通常只能一年调整一次，过于频繁地变动税率是困难的。

第三，利率上升和税率上升对预算平衡的净效应也不同。当货币GDP过高时，两种紧缩都会引起税收的减少。利率上升也有恶化预算平衡的影响，因为其增加了政府的债务利息。而对缩小了的总支出提高税率，本身会增加收入而改善预算状况。最终结果取决于每个具体情况。但是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虽然利率上升会恶化预算平衡，但是税率上升会改善它。

在决定货币GDP经济控制的结构时应考虑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这三种差别。比较两套方案：方案A有相对高的利率，和相对低的税率；而方案B有相对低的利率和相对高的税率。两者都让货币GDP保持在同一水平。既然假设GDP产出相同， 两套方案的差别在于仅在于：（1）通过直接效应，方案A会导致较之于资本投资率较高的消费率。方案B会导致较之于消费率较高的资本投资率。（2）由于低利率减少国债成本，高税率增加预算收入，方案B在预算平衡上比A方案受欢迎。我认为，B方案在目前情况下的确比A方案要好。

然而，如果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使系统沿着其收入和价格衰退或繁荣的方向不断自我加强，则有必要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为此要极大的依赖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抑制繁荣的发展，或降低利率防止通缩的发生。

从这个一般讨论中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货币和财政政策必须作为整体由一个单一的经济权力机构来计划和执行。使中央银行成为预防价格水平（或货币GDP）过度膨胀的独立机构，而政府财政部门单独负责决定税率、政府支出及预算平衡，这将导致灾难。

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货币和财政政策必须作为整体的原因。如果经济对货币或财政政策变化导致的支出变化有非常大的乘数效应，假设财政部决定提高所得税率以消除预算赤字。税率的提高会导致货币GDP的大幅下降，因为纳税人税后收入减少导致直接的支出减少和随后巨大的乘数效应。

但是货币GDP的巨大下降将引起可纳税收入的严重下降，进而由于税基下降导致税收收入的巨大下降。这种间接的税收下降会大量抵消最初因税率提高而增加的税收。乘数效应至少会大大减少提高税率所带来的净收益。为弥补总的财政赤字，税率将需要进一步提高，导致货币GDP、可纳税收入和净收入的新一轮降低；又开始新一轮的货币GDP的降低，重复最初的过程。

此时唯一稳定GDP的方法是由央行通过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货币支出，使其直接增加额恰好等于最初的财政政策提高税率导致的支出下降额。如果央行独立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升降利率及其幅度，那么保持货币GDP稳定的需求管理很有可能不能摆脱货币GDP巨大的上下波动。

上面对于需求管理中选择货币控制和财政控制的评论中，假设货币政策唯一可以采取的形式是利率的变化，财政政策唯一可以采取的方式是税率变化。当然实际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控制工具还有多种可能。

财政政策的工具尤为多样和重要。他们既可以调整预算支出也可以调整预算收入，而且政府支出和收入有许多不同的目标和形式。后面章节会提到许多工具，尤其是第四章，与收入分配相关。财政政策的许多工具对需求管理问题没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而是用来应对经济中的其它问题。但是在设计一个统一的经济策略时，最终计划中每个因素对需求管理的优势和劣势都起着非常重要，尽管并非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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