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入曾幕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微妙情谊

晚清政坛上有一对师生引人注目。学生是晚清颇有名望的“高大上”人物，不少大事件都要追溯到他身上；老师是有名的“忍”臣，忍耐和坚持是他的绝活。此二人就是李鸿章与曾国藩。今天，我们不讲二人的成就，单来谈谈他们之间微妙的师生关系。...

文 / 嘉非在李鸿章的发迹史中，有曾国藩写下的重重一笔。这一笔看似直截了当，实则变化万千。

投靠老师，未受重用



李鸿章在安徽四年，虽然战功卓著，从正七品的编修升到了正四品的道员，但是安徽战事毫无转机，又被胜保猜忌，只能另谋出路。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

其实，李鸿章来曾国藩大营的过程并不顺利。首先，他入曾国藩幕的背景是大哥李瀚章的推荐。李鸿章在江西不如意，去投奔大哥李瀚章。李瀚章此时正深得曾国藩器重，被任命为江西总粮台，负责筹粮工作。李瀚章就向曾国藩推荐了李鸿章，李鸿章此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就来到了曾国藩的建昌大营。

关于李鸿章入曾国藩幕的说法，除了大哥李瀚章的推荐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他知道老师在江西督战，自己在安徽不如意，于是就想去投靠老师。本来，他想着老师一定会重用自己，结果，他在江西待了将近一个月老师都不见他。这个时候在曾国藩幕府中有一位李鸿章的同年（陈鼐），李鸿章就托他去曾国藩那里打探虚实。陈鼐找到曾国藩说：“少荃（李鸿章字）想陪在老师左右历练历练。”曾老师也很会演戏。政治家一般都是好演员，当然懂得欲擒故纵的道理，他说：“少荃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太小了，小河沟里容不下他这艘艨艟巨舰。他为什么不回京任职呢？”陈鼐说：“少荃经过这几年的磨练，已不像当年那样意气用事了。老师试试如何？”曾国藩勉强答应了。一切归零，磨砺性情

曾国藩对待李鸿章的态度有点奇怪。因为他们的交情非同寻常，是世交兼师生的关系，当年曾国藩还相当赏识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按说此时他应该欣然接纳李鸿章并委以重任才对，为何连接受他在身边工作都如此勉强呢？曾老师这样做的原因，我想至少有两个：

一是李鸿章自视甚高，恃才自傲，需要打磨。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从此以后，李鸿章有了早起的习惯，再也不睡懒觉了。

我们知道，曾国藩早年以理学修身，讲究的是从生活细节入手养成良好的人格，以不吸烟、不妄言、静坐、早起、坚持写日记等等“修身十二条”自律。李鸿章在老师的调教下接受了这些看似寻常实际上很难坚持的习惯，终身受益。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野史中所谓：“盖文正素稔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确实如此。二是曾国藩、李鸿章秉性相异。曾国藩为人非常厚道、朴实、原则性强，也喜欢朴实的人，因此在组建湘军的时候特别喜欢朴实的山民、农民；李鸿章则为人灵活，有时候点子很多显得油滑，有时候做事不讲原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后面我们要讲到的“苏州杀降”事件就是明证。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和李鸿章组建的淮军的区别也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将军就有什么样的士兵。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级。湘军比较重内在的精神教育，打仗为道义、为传统、为国家；淮军则比较重外在的东西，对利益的追求更多一点。

另外，曾国藩对李鸿章还有一点隐隐的担忧。他和李鸿章都是被形势所迫，书生从戎，首先需要完成的就是从书生到武夫的“角色”转换。我们知道，书生温柔敦厚，武夫杀伐果断，从书生到武夫的“角色”转换是很艰难的。曾国藩自己经历过这种“转型”的痛苦。他自认为性格不适合带兵打仗，但是历史和国家利益把他送到了金戈铁马的战场，他不知道同为书生的李鸿章能否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这种转型。最起码，目前他在安徽的表现，曾老师还很不满意，他这四年并没闹出什么名堂。因此，他也有让李鸿章一切归零，从头做起的想法。在入曾幕这件事上，老师显得不情愿，学生也很纠结。这是为何呢？

第一，李鸿章在一年前就得到按察使的头衔（非实质，副省长待遇），但是在老师的幕府中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僚，这让恃才自傲的李鸿章非常难受。

第二，李鸿章在安徽东挡西杀，好赖也是独当一面，现在曾国藩并未让他带兵打仗，因此他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

第三，曾国藩当时也不得志，没有督抚大权，只是以一个虚衔的侍郎在帮办军务，而且在江西“客寄虚悬”，举步维艰，也很难提携李鸿章。

上述因素导致李鸿章来到老师大营后消极怠工，不好好干，老师自然少不得敲打一番。当然，相对来说，在曾老师这里学的东西比其他地方多得多，这也许是李鸿章最大的安慰：“傅相亦自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找到老师，可算是找到了指路明灯。

经历磨合，渐入佳境

虽然在初入曾幕时，两人似乎还有不少隔阂，但后来李鸿章和老师曾国藩的关系变得亲近了许多，毕竟在心底里，曾国藩是很喜欢这个学生的。他给李鸿章的冷遇更多的是为了培养磨砺他。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此以后就一直很好，中间还经历了很多的磨合和波折。在后面这段磨合的过程中，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认识又深刻了许多。李鸿章的特点是有大局观，头脑灵活，点子比较多。后来发生的几个事件让曾国藩更加清楚的认识到他是一个可造之才。

首先是“翁同书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其次是“北援筹议”事件。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下令让湘军悍将鲍超引兵北上，曾国藩召集幕僚商议此事。李鸿章坚决不同意让鲍超北上，他说北京沦陷是早晚的事，之后就是议和，鲍超北上无济于事，而且有可能被胜保借机收编。我们知道，李鸿章当时在安徽跟着胜保干过，胜保非常骄横，还怀疑李鸿章拥兵自重，和乱党勾结，实际上是一山不容二虎，妒贤嫉能。李鸿章太了解胜保了，所以建议不要让鲍超北上。后来果如李鸿章所料，很快北京就沦陷了，咸丰逃到热河，下了旨意，曾国藩不用派人勤王了。这件事让曾国藩对李鸿章刮目相看，因为李鸿章的大局观非常好，对形势的判断相当准确。再次是“祁门困境”。曾国藩的部队在安徽打仗，来到祁门这个地方，曾国藩要在此扎营。李鸿章极力反对。他说祁门的地形就像在锅底，就是兵家所谓的绝地，不宜屯兵。结果“一根筋”曾国藩不听，李鸿章力争。曾国藩说：“你们要是害怕的话，可以自寻出路。”坚持在此安营。后来也如李鸿章预料的那样，曾国藩被太平军围困，差点做了俘虏。这件事让曾国藩看到李鸿章也很有军事眼光。

最后是“李元度事件”。曾国藩的老部下李元度没有守好城池，他要上书弹劾，还让李鸿章起草奏章，李鸿章坚决不干。他说：“第一，李元度和翁同书不一样，他是自己战友，对曾国藩不离不弃，坚定追随，弹劾这样的人容易让其他将士心寒；第二，李元度是个有血性的人，只是不懂得知人善用，他也相当有才识，但是不善于带兵。老师你既然知道他是这样的人还让他带兵，这是你的过错呀。”结果曾国藩勃然大怒，李鸿章也拂袖而去，离开了曾国藩的大营。

李鸿章离开祁门以后不久，曾国藩就遭遇了祁门困境，被太平军围困，差点丢了命。后来他在胡林翼和曾国荃的劝说下离开祁门大营，移兵东流。这时候他才认识到李鸿章的见解是正确的，因此，又写信给李鸿章，让他回到自己身边。李鸿章从祁门离开后，本想另谋出路，但他的两位同学沈葆桢和郭嵩焘都劝李鸿章回到曾国藩身边。李鸿章放眼天下，觉得能成大事的也只有曾国藩的湘军了，于是他第二次进入曾国藩幕府。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以后，曾国藩更加器重李鸿章，他们之间的关系才算渐入佳境。



通过上面的这些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讲原则的人，李鸿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讲原则的人事事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讲义气的人事事从亲疏远近考虑问题。这个差异决定了曾、李处理问题方式的不同。

不过李鸿章的据理力争也让曾国藩对他高看一眼。曾国藩的另一位弟子吴汝纶曾经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致命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意思是：曾国藩幕府出了这么多人才，但能直言抗争的只有李鸿章。不同意祁门驻兵和曾国藩争，不同意弹劾李元度还要和曾国藩争，可见李鸿章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甚至以个人的进退来争。曾国藩赏识的也是李鸿章这种有主见、坚持自己立场的性格。放眼大清帝国，敢于坚持自己见解毫不动摇的人太少了，尤其在国家多难、风雨飘摇的时候。

当然李鸿章也被老师的坦诚、真诚打动，所以终生信服老师的思想。其“忍”功和“挺”功两门绝活就是曾老师的真传。曾老师能忍，学生李鸿章更能忍。曾国藩早期以侍郎身份出来办团练，被绿营兵拔刀相向，后来在江西又饱受欺凌，但他忍下来了。曾老师能挺，学生李鸿章更能挺。李鸿章后来被国人嘲笑为“汉奸”、“卖国贼”，他依然能顶着这些骂名坚持工作；据说李鸿章得到过曾老师的“挺经”，因此从不气馁，再苦再累从不言退。

这一对师徒，撑起了晚清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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