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作陈启文：一个号码的消失

 

老袁是哪天走的，我已忘了。那也是我竭力想要忘掉的日子。隐约记得，是一个春日的上午，电话响了，但我没接。一般上午我都极少接电话，许多熟识的朋友也大多知道而且原谅了我这个坏习惯。这些年我一直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下孤独地写作，而上午正是我心最静的时刻。电话继续响，固执而顽强，在我寂静的书房里听起来特别刺耳。我的脖子不安地扭动了一下，去看那个号码，一个熟悉的号码，老袁。

刚一拿起电话，就听见汹涌而来的一阵哭声。不是老袁，是老袁的夫人董老师。过了好一阵，她才硬咽着告诉我，老袁要和她分手了。我心里一惊，还以为老袁有了外遇闹着要和夫人离婚，可一想又觉得不对头，老袁不是这种人，我曾开玩笑说，老袁是二十一世纪最后一个古典男人，而董老师则是东方式富有教养而且聪慧贤淑的女性典型，两人的关系自不待言，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怎么会呢？我蒙了好一阵子，终于明白了董老师的意思，老袁是真的要和董老师分手了，要和这个世界分手了。老袁快不行了。

我沉默着。又过了好长时间，董老师已经把电话挂了，电话里只有像血一样脉脉流动的电频声，我还一声不吭地把电话抱在怀里。我这样抱了好久，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风很大。去医院时，早春的黄昏暮色沉沉，我浑身直打哆嗦，连衣服的扣子都扣不进去，手无论触到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冷。

老袁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熟了，显得奇异的安详平和，又带着几分神秘。老袁喝酒睡着后，也是这神情。一个多星期前，我和老袁还在一家小酒店里喝酒，喝那种廉价的口感很好又不上头的沱牌小曲。喝至微醺时，我们便不再喝，他端了一把破藤椅，靠着墙根儿晒太阳，很快就睡了，也是这样安详平和地闭着眼，满脸红晕陶醉在酒的余兴中。

我突然希望奇迹出现，老袁可能不会走吧，可能只是在这人生路上风尘仆仆，走得太累了停下来打个盹吧。我脑子里这念头一动，老袁的手脚就开始动弹了，仿佛有了某种心灵感应。董老师又急切地呼唤起来，老袁哪，你莫急着走啊，你莫撇下我和孩子不管啊！

那声音太凄怆，我赶紧转过身去，动作有点慌张。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流下泪来，怕惹这可怜的女人过分伤心。

五十岁的老袁，知天命的老袁，是把生死看得很超脱的。他不怕死，但也不想死。他常常劝那些想不开的人，虽说人总有一死，但也没必要急急忙忙去死呀。除了好点儿酒 ，老袁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嗜好，不像我，又抽烟，又喝酒，没事还爱嚼个槟榔。他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与生命受到任何污染。为了买到真正的土猪肉、土鸡和没吃过饲料的鱼，老袁常常骑上摩托，带上董老师，去偏僻闭塞的小村小寨搜寻。“礼失之求诸野”，每次他满载而归时，我就这样笑他，其实也真的是这样，最好的文明形态、生活方式，原本就保存在那些封闭的自然村落里。

老袁也确实向往自然，向往那种质朴的、家常的、充满野趣的生活。可惜，城里找不到烧柴，也没有土灶，他就只好用火炭来炖土鸡给我们打牙祭。味道就是不一样吧？他得意扬扬地问我们，一说起自然之美、养身之道，他随时随地都会滔滔不绝，又对这个狂热的早已超出自然生长规律的世界忧心忡忡，一切都在疯长啊，人类正在犯罪啊！

他的叹息声，时常使我喘不过气来。

终于，在一个秋天，在老袁的安排下我们有了一次走进大自然的机会，去君山团湖赏荷花、摘莲蓬，吃湖乡地道的美味，柴火煮的饭，河水煮河鱼，瓦罐煨土鸡，百草熏的腊肉。那的确是吃过一回就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味道。入夜，我们露宿在湖心岛上的清风亭，虽是秋老虎过畈的炎热季节，七八个汉子挤在两床乡下厚厚的老棉被里，第二天早晨还有人冻凉了，青鼻涕直流。

柳叶船在荷丛中穿行，头上是碧绿的天空。荷叶太绿了，看久了，人眼里便满含了绿意，看什么都是绿的。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莲蓬，尽可以摘，尽肚子装，但人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的，不知是谁，突然说了一句，可惜少了个美人。我们都没有吭声，老袁看看那人，小心地问，莲花不美吗？

这句话让满船的人怦然心动。

或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真实地走进大自然的。有的人即使置身于大自然之间，心却不在这里，仍旧沉浸在那种与自然无关的声色犬马之中。

那次喝酒，老袁又跟我提起，等秋天了，再邀上几个朋友去团湖看看。我也说，还有个地方也值得去看看，龙源，龙窖山，那里是古瑶胞家园。老袁顿时两眼放光，问我什么时候去？那神情就像个天真好奇的儿童。我不过是信口说说，他一认真我就有点了紧张，搪塞说，最近挺忙，过段日子吧。口吻则像是严肃的哄孩子的大人。

没想到老袁这么快就走了，脑溢血。五十岁的老袁，充满生命激情的老袁，被这个时代一股稀有的热血击穿了脑子，而我，也感受到了一种刺痛生命的意外。奇迹没有出现，老袁是真的走了。我知道这个秋天团湖去不成了，龙源也去不成了。老袁的走，让我感觉不是少了一个朋友，而是少了一种生活。我坐在他的灵柩边，不像哀悼，更像是一种守候，等待着他再度醒来。灵棚里来送他的朋友很多，有他原来工厂里的同事，有他现在乐队的伙伴，更多的则是我这种七七八八的人，三教九流都有。我暗自惊讶，老袁竟然有这么多朋友。

说起来，我和老袁结识还不到两年，对他的生世也不很了然。只知道他没读多少书，大约是个初中生吧。这当然不能怪他，怪他出生的时代。和他们那代人不幸的经历大致一样，老袁先当知青，后招工进了一家机电设备厂，成了厂里的操作能手。尽管每日都要钻到机器的肚皮底下鼓鼓捣捣，但下班这后老袁就会换上干净整洁的工装，他很爱惜自己的形象，一个中国产业工人的形象。看见了那些下班后仍是一身油污黏黏乎乎脏兮兮的工人兄弟，老袁总要劝他们把自己收拾一下，收拾出个人样。可那是什么年代啊，慢慢的，他就从人群中孤离了出来，但也因此获得了一位姑娘的青睐，这姑娘便是董老师，一位干净光亮的幼儿园阿姨。这两个天真的青年，便时常手牵着手徜徉在工厂区的林荫道上了，他们无疑是那个破破烂烂的工厂区最亮丽的风景。潜移默化的，看见的干净男人渐渐多了起来，林荫道上的落叶也打扫干净了，地上干净得能看见阳光或月光了。

大约在两人结婚后不久，厂里的产品卖不出去了。老袁又被抽去跑销售，仓库里积压的产品，一大半是被他推销出去的。但厂子最终还是垮了，老袁下岗了，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卖房子，我也正是买房子时认识他的。老袁卖房子很有意思，他搞了多年推销，察颜观色就能猜出来买房子的是什么人。逢上当官的，有钱有势的，他微闭着眼，咬着牙齿，对方讨价还价，便从鼻子里嗯一声。老袁后来跟我说，跟他们讲什么价，他们什么时候跟咱们老百姓讲过价？而对于那些节衣缩食、拿着攒了一辈子血汗钱来买房的老百姓，老袁立刻就会起身相迎，端茶倒水，把房价矮到老板允许的极限。那都是攥出了汗的钱哪！老袁说。

老袁惟一没有猜出我是什么人，像我这种人，实在也是有点不伦不类的，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谁见了都有一种不知为何方怪物的感觉。当然，他后来还是知道我是个写东西的，不但没拿纳税人一分钱的工资，还在少得可怜的一点稿费里拿出钱来交税，便对我敬重起来，不是同情，是真诚的敬重。熟悉了，说起对我的最初印象，他说我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傲，太傲了。我苦笑。的确，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觉得我很傲，我也知道自己这个德性，有时会把自己坚固地封闭起来，给人无法接近的印象。一开始，我对于只念个初中的老袁，也没太在乎，心想，无非是工人中的一个聪明人而已。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把老袁看扁了，老袁不光卖房子，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扬琴、古筝，尤其歌唱得好，美声，帕瓦诺蒂的的风格。一个人的命运艰辛坎坷如此，按说只剩下一丝求生的本能了，别的什么都谈不上，但老袁竟有这么丰富的精神追求。他带了很多学生，从六岁到六十岁，有的是下岗工人的孩子，有的拿低保的下岗工人。学费是象征性的，有，给点儿，没有，算了，有时候还倒贴钱帮助那些穷人的孩子。老袁总想在这些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中注入一种生的希望，他有一颗朴素的良心，想法也非常朴素，日子过得够苦了，如果精神上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快乐，那无疑是双重的苦难。

老袁最拿手的、玩转了的是干主持，他是本土民间一位著名的脱口秀。主持风格妙趣横生，但从不乱来，没有荤口，文辞极雅，不拿妇女开低级趣味的玩笑，偶尔听别人满口脏话地谈女人，谈性，他一言不发地坐在旁边，羞臊得满脸通红，这自然是替那些半吊子流氓英雄害臊，也深含着对所有女性的人格尊重。自重，而又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是老袁化入了骨血的一种意识。

老袁有个老同事，一个在一家工厂里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他儿子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功成业就，结婚时，请老袁去主持。新郎新娘拜完天地，拜父母时，老袁请新郎的父母上台，上来的却是新郎刚认下的干爹干妈，是本市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他的亲生父母，此时却瑟缩在一张摆在角落里的桌子边上，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看着自己的儿子对着那干爹干妈鞠躬行礼。老袁看不过去了，把两位忄西忄西惶惶的老人搀到了台上，告诉满座的人，这是新郎的亲爹亲妈，又让一对新人再拜一次父母。那极要面子的新郎倌一时尴尬万分，脸都涨红了，狠狠地盯着老袁。老袁紧握话筒，深情地讲了一对老人怎样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大，又怎样卖了血送儿子上大学，没等老袁讲完，大礼堂里已是泣声一片，但最终也没感动那位新郎，酒筵散后，他冲老袁大发脾气，还拒付主持费。老袁把这事讲给我听后，做了一下深呼吸，感叹道，现在的人，你很难猜到他们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让他们感动真是越来越难了。

还有一次，一位下岗后蹬三轮车的小伙子要结婚了，他没什么亲戚朋友，新娘是乡下进城卖小菜的妹子，老娘是公厕守门的。小伙子本不想举行什么婚礼，做娘的却生怕委屈了儿子，人穷呢，志可不能穷，结婚对谁都是大事，也得有个人来主持。小伙子孝顺，不想拂了娘的一片心意，就去请主持人，但谁都不愿意来，嫌客少，饭馆小，都觉得主持这样的婚礼太寒碜了，传出去了会被别人笑话。老袁听说了，自己找上门来了。总共三桌客人，都是蹬三轮车来的，上桌时，脖子上还挂着被汗浸得发黄的毛巾。可人再少，老袁也有办法把它主持得热热闹闹，席间欢声笑语不断。新郎对老袁感激不已，给老袁塞了个红包，说别的钱可以省，但这份心意不能省。老袁大大方方地接了，转手又恭恭敬敬地把红包递给了小伙子的娘，老袁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老一定得收下。那守厕的老妇人怎么也不肯收，一双手却被老袁的一双手热乎乎地捂着。她大声说，袁师傅，你快放了，我手脏呢，脏呢。

老袁把那双手捂得更紧了，说，你老心里干净！

老袁爱读我的文章，尤其是随笔。我和他一样，也希望每个人像人一样活着，活得更像自己，不光是那些底层人民，也寄希望那些当了官的，发了财的，回到人的本色上来，逢上不点头哈腰装孙子，对下不颐指气使充大爷。这都是些常识，实在说不上有多深刻，可老袁就是喜欢，喜欢这些真话。我那本随笔集他一直锁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走到哪里，随时可取出来读。我发在报刊上的文章，凡能找到的，他都会剪下来，装帧得像是精美的书。许多篇什，他都读得能背了，可以说，他熟悉我的作品，比我自己还熟悉。自然，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兴之所至，便来和我理论。然一到我的楼下，他又冷静了，知道我又在写呢，便不声不响地离去了。有时我不知道他来过了，有时我无意间瞥见了他的背影，因不想停下手头的活儿，也没叫他，只在他的背影消失之后，有点怅然若失，同时感觉到自己似乎有点冷酷了，又多少有些无奈之感。说起来可怜得很，我是一个除了写作，生活已没有任何着落的人，我又那么渴望写出一部惊天动地之作。这可能吗？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但老袁对我这种不合时宜的、奢侈得近乎浪漫的追求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敬意，他把有我这个朋友当成了他的荣耀，好几次，都以一种奇怪的炫耀劲儿把我介绍给他的哥儿们。我是真的脸红了，我知道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实在值不得老袁如此厚爱，但老袁，你放心吧，我会继续写下去，孤独地写下去，就为了你。哪怕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像你这样的读者，也值得我一辈子说一辈子真话，真心话。

老袁，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一个下了岗又自寻出路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工人，他走了。他的葬礼办得非常热闹，没有悲伤的气氛。通往灵堂的路两边，摆着两长溜花圈，铺满了鞭炮的碎屑。一些人正在清扫，收拾，看样子也是下岗工人，可能就是老袁那个厂的，这些炸碎的纸屑，卖了，多少可以换几个油盐钱。给老袁送葬的乐队，是老袁自己的乐队，也是由下岗的工人兄弟们凑起来的，但决不是凑合，吹拉弹唱样样齐全。几天前，老袁刚主持完另一位逝者的葬礼，在主持那个葬礼时，老袁是否想过几天后就会轮到自己呢？

我深信，一切都是宿命。自过了四十，我就产生了某种难以摆脱的宿命意识，对自己活到现在的许多重大方面都怀疑起来。我实在还说不上太老，甚至有人不顾我的惭愧、脸红，把我称为“青年作家”，但我总有种历尽沧桑暮色苍茫的心境。尤其最近几年，每年都会有些熟识的朋友绝尘而去，一走便不再回头，一条路便断了。老袁走了，去老袁家的那条路我就再也没有走过。尽管有时也很想去看看董老师，看看她过得怎么样了，可也只是想想而已，董老师当了一辈子幼儿园的老师，当得连自己也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了，老袁活着时，我时常看见她和老袁手牵手在青年路立交桥的花园里溜达，或抱着老袁的腰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笑吟吟地跑过去，眼里闪烁着比这个年龄小许多的独特天真的光芒，真像个小姑娘啊。每次想到这情景我就没勇气去看她了，我怕在她天真的眼睛深处看到哀怜凄楚的神情，看到她突然走了。

偶尔还会看到老袁的儿子，这个瘦削苍白的少年仿佛是一夜之间长大的。现在，他站在了老董活着时站着的那个地方，某家商场前一个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手拿话筒，为商人们推销新上市的或积压的商品，他那稚气的脸已不再充满了阴郁，而始终面带着微笑。老袁是个下岗工人，他儿子则连上岗的机会也没有。老袁在这座城市里有很多朋友，但没有门路，或者根本就没想过去找什么门路，但他教会了儿子一身本事，老袁的儿子像老袁一样多才多艺，而且比老袁多一种本领，他设计的电脑游戏软件，在网上被人们疯狂抢购。我看见他在滔滔不绝地主持的间隙，还不时掏出手机来接听谁打来的电话。小伙子现在可成大忙人了，那个手机我看着十分眼熟，不知是不是老袁原来用的那只。

此时已是冬天，又一个年头。老袁已经走了许多天了，我已没有多少生离死别之感，总觉得他仍在这座城市忙碌的人群中奔波，笑呵呵的。永远都笑呵呵的老袁哪，他憨态可掬的笑脸，总让你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希望的，孕育着美好的未来。我那绝望的孤独之感便减轻了许多，心绪渐渐归于宁静。偶尔蓦地想起，老袁好久没跟我打过电话了啊，心里才会惊悸一下，这才觉得老袁是真的走的，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那个熟悉的号码我也忘了。在这个人和一切都被数字统治的时代，一个人的消失，其实就是一个号码的消失。

2005年1月6日，漆园

﹝《季节风》总第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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