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琢 立人与诗教:《论语》教育思想漫谈

 

今天是圣人孔子诞辰,在这个特别的“圣诞节”,让我们一起听孟老师讲讲《论语》中的教育思想吧~...



今天是圣人孔子诞辰,在这个特别的“圣诞节”,让我们一起听孟老师讲讲《论语》中的教育思想吧~

立人与诗教:《论语》教育思想漫谈
 文 | 孟  琢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非常多元,历代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阐释,有些阐释差异很大。有人认为孔子是学问家,有人认为孔子是政治家,还有一些阐释带有一定神秘色彩。但在我们看来,孔子最基础的历史形象,应当是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老师的生命存在,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感受《论语》、理解孔子,会更加亲近。今天我们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一个核心命题,来谈一谈对于《论语》的理解。
理解《论语》的教育思想,首先要了解周代教育的历史背景。在孔子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教育为贵族所垄断,尽管《周礼》等文献中描述了理想化的民间教学情景,但那大多只是想象中的美好愿景。在《左传》《礼记》等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教育是“学在官府”,平民想要获得教育和知识,需要付出相当辛苦的代价。《礼记·曲礼》:“宦学事师。”如果想要求学,就要象奴仆、车夫一样侍奉贵族,才会有获得教育的可能。《左传》当中记载,在赵盾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灵辄,曾经也“宦三年矣”,侍奉贵族,求学三年,家里的钱都用来交学费了,饭都吃不上,最后在桑树下奄奄一息。在孔子之前,古代的教育就是这样被贵族牢牢地垄断着的。

理解和感受这样的历史背景,是我们了解孔子教育思想的前提——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先开启平民教育的人。下面我们将从孔子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孔门课堂中的诗意与智慧、孔子开启平民教育的历史意义四个角度对孔子教育思想进行探讨。
 一、孔子的教育理念  
关于孔子的教育理念,我们首先会想到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这句话堪称孔子教育的核心理念。在贵族垄断教育的背景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我们看古代对“民”的训释:

《春秋繁露》:“民者,暝也。”

《说文》:“民,众萌也。”

《新书》:“夫民之为言萌也,萌之为言盲也。”

“萌”不是可爱的意思,而是愚昧无知的状态。在先秦的语境中,民就是未受教育、没有文化、蒙昧无知的人。人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下一定会违背自己的本性,因此需要外在的约束来进行强有力的规范,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君将纳民於轨物”(《左传·隐公五年》),就是将百姓强制纳入轨范之中,被教育者是需要被矫正、塑造的对象。但是,孔子说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能看到其中本质的变化。

儒家对于代代相传的“道”极为看重,但若将“人”和“道”放在天平上进行比较时,孔子的态度非常值得关注——他认为实现“道”的基础依据与根本推动来源于“人”,这体现出孔子对于人的信任和认可,这是非常宝贵的思想。当我们实实在在地参与教育活动时,就会深切地体会到,教育是一件不断挑战我们对于人性的认知的过程。此时以这句话反省自己,能体会到孔子这句话说得非常彻底。孔子通过这句话,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底色:对于人的自身价值的认可,以及对人性彻底的信任与尊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把人放在一个根本的位置上,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承认人的主体性和人的本有价值。

这样的教育理念与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密不可分。孔子追求平民教育,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有教无类。”(《卫灵公》)理解这句话,首先要了解孔子的出身。孔子出身于底层贵族,根据《左传》记载,他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非常著名的猛士。孔子出生不久,叔梁纥就去世了,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在生活的泥沼中,少年孔子为了谋生做了很多卑贱的工作,放牧牛羊,看守仓库,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我突破的追求,一直刻苦求学,不放弃任何求学的机会。《论语》中记载孔子进入太庙,这是学习周礼的绝佳机会,所以孔子“每事问”,遇到任何事都要发问,以至受到嘲讽,“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少年孔子斩钉截铁地回应:“是礼也。”(《八佾》)认真探讨礼的每一项规则,是对礼的追求和尊重,这恰是对“礼”核心精神的遵守,从孔子的回答中,我们能体会到他立志求学的骨气。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孔子在艰难的生活中学习了各种各样的本领,有人惊讶于孔子的才能:“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感慨:“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孔子在艰难困苦中成长为一代儒门大师。按说获得学问如此艰难,往往会敝帚自珍,不愿意传授给别人。但孔子是一位胸襟博大的人,特别具有“共情”能力——正因为自己的学识来之不易,他能够理解底层民众对于获得文化的渴望与获得求学机会的艰辛,不想让其他人经历与自己同样的辛酸,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平民教育。

孔子说“有教无类”(《卫灵公》),“类”是一个人的身份和社会阶层,在一个阶级森严的时代里,“有教无类”的基本含义是,教育者只考虑教育本身,不考虑受教育者的身份差异。同时,这句话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因为有了教育,才有可能“无类”,有可能突破阶级对立的森严壁垒,给百姓带来平等的可能。因此,教育事业蕴含着孔子对于平等的内在追求。我们知道,孔子主张恢复等级森严的周礼,很多人认为他是等级秩序的捍卫者、拥护者。这当然是孔子思想中真实的一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烙印——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能够脱离历史带给他的烙印。但是,孔子在森严的阶级社会中,他的“有教无类”第一次开启了平民教育,这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对于人的平等的伟大追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上,平民教育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教育,是推动社会平等的根本途径。

孔子树立了平民教育的理念,通过平民教育使得“人能弘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那么,孔子的平民教育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有人曾怀疑孔子的教学是否收钱,好在《论语》中孔子曾交代过自己的学费:“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在这里,“行”就是“送”的意思,“束脩”是指十根腊肉,但具体则有不同的解释。在汉字中,“修”和“脩”是两个不同的字,“修”是拿着刷子在墙上画,表示刷墙的意思,而“脩”则表示腊肉,因为腊肉是长条状的,故引申出“修长”之义。孔子教学生不收学费,只收十根腊肉,但即使如此,也有人提出置疑:不收学费是假的!一个学生,孔子收十大块腊肉啊!弟子们推着小车,把腊肉送到孔子门口。孔门弟子三千,一人十根,那是三万块大腊肉,都能开店了……
腊肉到底有多大?束脩究竟如何送?这个问题关系到孔子平民教育的诚意和清廉。想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脩”的形制。但很遗憾,我们无法看到春秋时期的腊肉,也不可能指望出土一根腊肉。考证“束脩”,首先要了解古代肉类的加工方式。在古代,肉是很宝贵的东西,古人没有冰箱,肉类保存是一个大问题。根据《周礼》等文献的记载,先要切一块方形的肉,往上面抹盐水,用姜和桂皮进行浸泡,再反复敲打,制成肉干,也就是“脯”;在“脯”的基础上把肉切成条,继续敲打,就制成了“脩”。由此可见,脩与脯的长度是很相近的。脯的长度,在《仪礼》里有记载:“荐脯五樴。”郑玄注:“一尺二寸为樴。”根据考古材料,周代一尺大概是23厘米左右,一尺二寸大概是27厘米左右——“脩”的长度很短,十根小腊肉,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菲薄的财物,双手捧过去献给老师,是一种敬师的象征。因此,孔子的平民教育,是真实无伪的。

除了平民教育精神,孔子还提出成为老师的标准: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一般都将这句话理解为“复习学过的功课,预习新的功课,就可以成为一个老师”,但这样的理解存在一个问题——老师也太容易当了。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可以为”,“可以为”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来看《论语》中的例句: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宪问》)

在这两句话中,“可以”是符合标准的意思。“可以为仁”就是符合仁的标准,“可以为文”则是指公叔文子能够名实相副,无愧于“文”的名号。因此,《论语》中的“可以为”不是指“可以成为”,而是符合某种标准。“温故而知新”能够符合作为一名老师的标准,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老师说的,孔子关注的问题是,一个老师要符合怎样的标准,才能够不愧其名、不愧其位、不愧其志。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温故而知新”。
对于温故知新的内涵,我们可以进行两个层面的理解。首先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样一个标准的提出,和当时的大学制度密不可分。在以贵族教育为主体的时代,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担任老师的。根据《尚书大传》等文献的记载:“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担任老师的,是退休了的老贵族,老年人难免固执与封闭,但在孔子看来,那些退休的老贵族既然担任了“师”的职责,一方面要总结丰富的治国经验,另一方面要突破自己的固执和成见。因此,“温故而知新”——总结以往的治国经验,结合新的形势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其次,如果在历史背景之外理解“温故知新”的普遍含义,必须要理解“故”的内涵。“故”是传统,《说文》:“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古和故同源,“古”是十口相传,也就是在有文字之前,代代口耳相传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此,“温故”就是对于历史与传统的深入理解、体察。这也是孔子对于老师所提出的要求,深入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温故”;与此同时,还要“知新”,使传统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中不断体现出它当下的价值。

温故而知新,一方面体现了对于历史、对于传统的尊重;另一方面体现出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不断突破传统、使传统具有新的生命力的追求。这涉及到中国古人对于继承和创新关系的理解。没有继承去讲创新,是没有根的;但是如果仅仅去讲继承,仅仅去讲复古,而不去知新,又是没有生命力、没有未来的。孔子的文化实践和他的教育理想高度统一,就是始终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寻求新知,这是一种非常辩证的教育精神和文化精神。

关于孔子的教育理念,我们再看这句话: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文”是指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行”指的是做事情的能力,“忠信”是人内在的品质。《论语》中还提到了“孔门十哲”和“孔门四科”: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德行”是品德,“言语”和君子的修养与外交密不可分,“政事”是指做事情的能力,“文学”是对于文化的掌握。这些表述体现出孔子的重要教育理念——教育要培养的是一个全面发展、完整的人,也就是“成人”。古人的成人与今天的成人不同,今天的成人是指年龄上超过十八岁,而古人的成人代表一个人修养的完整。孔子的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完整素养的人,既具有德行和能力,又具有充分的人文体认。
这种培养全面的人的教育理念来源何在?它根植于古代的六艺传统。六艺是周代文教传统的基本内容:礼、乐、射、御、书、数。通过礼规范人的行为,通过乐陶冶人的性情;通过射御锻炼人的社会技能——对于当时的贵族,要能够有能力登上战车、拿起弓箭戈矛,承担起保卫国家的社会责任;通过书数提升文化知识的掌握。因此,六艺本身就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教育:德行的培育、能力的锻炼、文化的熏陶。孔子继承了传统六艺的教育精神,提出了对人进行完整的培养与塑造的教育思想。
二、孔子的教学风格 
孔子曾经跟弟子们说过这样一句话: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关于这句话的背景,有人就认为可能发生在孔子见南子的时候。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极为美丽,《史记》中记载: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史记·孔子世家》)

南子一定要见到孔子,孔子并不想见她,但南子为了彰显自己的政治地位,若不见她,就无法见到卫灵公,孔子没有办法,只能去见。“见之礼答焉”,但是子路不相信,很不高兴。孔子只好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我要真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老天爷都要惩罚我。在孔子那个时代,这样的发誓是非常郑重的。据说,孔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弟子们认真而深情的说了这样一句话:“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你们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没有任何向你们隐瞒的事,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你们是见证者、参与者、共同经历者。

这里其实展现出孔子教育的底色——诚意。不是所有老师都有勇气把自己的生命过程向学生展开的,不是所有老师都有勇气进行身教的。在今天,大多数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限于课堂的关系,甚至刻意向学生展现出高高在上、师道尊严的一面。但要知道,缺乏内在诚意的教育,是没有力量的。在这种生命过程的隔绝中,在这种只有言教而无身教的关系里,师生之间也许只是互相利用的过客而已。你利用我的成绩,我利用你的教学,三年之后,六年之后,擦肩而过,再无音信。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教育的悲哀。
但我们看中国教育思想的源头,孔子提出了他的生命追求——教育是可以充满诚意的,没有诚意,永远打动不了人心。但如何把自己的生命向学生展开?支撑这份诚意的又是什么呢?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孔子有一次和弟子说:“予欲无言。”我不想和你主动说了,这是孔子可爱的一面,我们会觉得他有点傲娇,这时候,一位非常懂事的学生发问了,给孔子一个很好的“台阶”,这个人就是子贡。子贡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学生,他说:“夫子,如果您不讲,那我们遵循什么呢?”“述”是遵循的意思。子贡这句话问得好!孔子的回答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论语》中,孔子很少讲天道,但经子贡一问,孔子谈到他对天道的认识了,他反复感叹:天是不说话的,但四季运行,周流不息,春夏秋冬,代序不已。我们难得地看到了孔子对于天道的认识。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是什么?一个重要的角度是,人要从苍天、从大自然中攫取的一种精神力量和思想支持。“四时行焉”,孔子看到的天运转不息,这就是《系辞》中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不会停下自我生命升华的脚步。但这种自强仅仅是自我的实现吗?四时的运转不是为了四时本身,而是在四季的运转中,使百物自然而然地生成,使万物具有磅礴无限的生机。“百物生焉”,这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从天道之中,感受生命运行不息的磅礴之感,以及承负万物、滋养万物的仁爱之义。孔子在这里讲天道,同时也展示出他的“法天而教”,“法天而教”是孔子身教的实质所在。

在诚意的身教之外,孔子的教育还体现出另一种重要的风格,那就是启发式教学。我们今天的中小学教育特别强调启发教学,启发有一个前提,是要留给学生自己思考的空间。“启发”的“启”,本义是开窗户,“发(發)”是把弓拉开,两者都有开启空间的意象。启发的关键,在于启发时机与条件的选择,孔子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启发的条件与时机是“愤”与“悱”。什么是“愤”?“愤”和“怒”不同,“愤”是一种情感的涌动,情感在内心中涌动着,却没有发出去,若发出去则是“怒”,“勃然大怒”“暴怒”“狂怒”,都是情感的喷发状态。在我们的语言中,“愤”和“坟”是同源的,坟包也具有一种涌动感。《说文》:“愤,懑也。”《方言》:“愤,盈也。”因此,“启”的前提是“愤”,要给学生空间,让他自己去感受、思索、体会,使情感不断地被调动起来,在这样的基础上给予“启”和“发”。“悱”是“心知其意而口不能言”,心里已经明白了,但却难以表达。之所以难以表达,往往是因为没有完全想清楚,没有使认识充分地理性化。恰恰是这个时候,需要留给学生充分的空间,让他的认知有自然成长的过程,再在关键性的突破点给予启发。
孔子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气质,那就是从容,给学生留下充分的自我成长、自我反思、自我体会的空间。这份从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从古代学制中继承下来的。《学记》中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中年考校”是隔一年考一次试,而不像今天中小学考试的频率越来越高。孔子追求的这种从容的教育风格,是从周代的教育传统中继承而来的。如今的孩子被教育绑架,家长被孩子绑架,教育的紧迫感让学习中的从容与空间越来越难得了。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隅是屋角,“举一反三”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孔子强调,要让学生有一个不断产生主动性认识的过程,当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的时候,再去“复”,去讲新的知识。孔子说举隅,不是简单地拿屋子作比方。屋子的四个角形成一个方,方是什么?方是规矩。《论语》中说“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且知方也”就是“且知道也”。总之,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在教育的过程中,孔子追求从容的教育风格,强调要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涵养空间。

我们看到了一个以诚意身教、从容不迫的孔子,但是孔子的教学也有他的个性。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阳货》)

孺悲是孔子的学生,这个名字很有可能带有一定的寓言色彩,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丧了——“孺”跟懦弱有关,“悲”是悲凉,这是一个懦弱悲凉的人啊。有些学者认为《论语》中的一些隐士的名字往往有一定的寓言的色彩,像长沮、桀逆——长期的沮丧,沉溺于桀纣之道,孺悲有可能也是这样的。孺悲要见孔子,孔子通过将命者转告孺悲自己生病了,但对方刚出门,孔子就“举瑟而歌”。在大多数记载中,孔子都是喜欢弹琴的,这次为什么要“举瑟而歌”呢?因为古琴的演奏讲究情感的节制,很有君子风范,但演奏时声音特别小。瑟不一样,“锦瑟无端五十弦”,从出土的瑟来看,要比琴大得多,共振强,瑟的声音比琴响很多。所以孔子在这里是有意识这样做——就是要让你听见,我不是生病,但就是不想见你。孟子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告子下》)根据《礼记》记载,孺悲是鲁哀公派来向孔子学习士丧礼的使者。对于身上带有不逊色彩的学生,老师首先要折服他。从这里我们看到,孔子的教学风格一方面循循善诱,云淡风轻,但另一方面,也时刻洋溢出教育的尊严。
孔子的教育风格是灵活多变的。一个好的老师需要具备身教的诚意,也要从容不迫,给予学生充分的空间;有些学生,还要通过刺激来教导,面对强势者时,更不能忘记读书人的尊严。《论语》的记载为我们展现出孔子丰富的教学的风格,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表现。
三、孔门的课堂实录 
关于孔子的课堂内容,我们先以孔子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诗教为例,看一看孔子怎么样和弟子援引《诗经》来进行教学和互动的。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

孔子很注重诗教,他本身也很喜欢诗。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陈亢去问孔子的儿子伯鱼:你爸爸有没有教给你特殊的内容?伯鱼说:没有。有一次看见孔子一个人站在那里,孔鲤便小步跑着过去,孔子看到孔鲤过来,就问:你学《诗》了吗?君子要谦虚,孔鲤不敢说自己学了,就说“未也”,没有学。孔子就说:不学习《诗》,就没有办法跟人正常交流,“不学诗无以言”,于是孔鲤“退而学诗”。孔子要求自己的儿子学习《诗》,《论语》中也说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首先提到《诗》,可见诗教在孔门中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的诗教注重什么呢?首先,《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的所指是什么?汉朝人包咸的注释认为“思无邪”是“归于正”,也就是要合乎正道、合乎规范。但实际上,我们读《诗经》会看到其中特别是《国风》中很多热烈奔放、缠绵悱恻的爱情诗,比如“舒而兑兑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怎么看起来都不像“正风”。如果按照“合乎正道”来讲“思无邪”,有时候是讲不通的。因此,程子说“思无邪,诚也”,《周易》里讲“闲邪存诚”,“闲”是“防”的意思,“邪”与“诚”相对,“诚”是“邪”的反面,因此“思无邪”就是“诚”。在《诗经》中,我们要看到真实无伪、至真至切的情感,这是《诗经》的本质。读《诗》的核心,在于“诗者,志之所之也”,诗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真实的指向。如果连诗的世界都存在着虚伪,那这个世界成什么了?因此,诗歌所带来的“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状态,就是人的真实生命、真实情感,是真实生命的完整展现。
孔子热爱真诚,讨厌虚伪。孔子讲修养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些真诚的人: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在《论语》中,孔子和子路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子路容易冲动,孔子经常批评他;另一方面,孔子又格外喜欢这个学生,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孔子强调,诗教的根本在于通过诗的熏陶与涵养,使人达到至诚无伪、真实不虚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一个人道德建设、自我修养的基础。还要注意的是,探本求源是孔子教育的重要方法。孔子强调“一以贯之”、“一言以蔽之”,寻找贯穿整个修养过程、生命过程的根本。孔子在讲“礼”时也一样,“礼”很容易被理解成各种琐屑的礼仪活动,孔子却指出,“仁”是礼乐的根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这里,我们都能看到孔子寻根探本的文化思考。

孔子的诗教强调把握《诗》的根本,同时也高度关注诗教的现实应用——明体达用,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宝贵精神: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授之以政不达”是说为政时事情做不通,不能学以致用,“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古代外交场合往往赋诗言志,出使四方外交对答不能自由运用,如果这样的话,学那么多《诗》有什么用呢?在这里,孔子强调“明体”的同时也要注重致用。在他看来,学习任何东西都是这样,要能够明其体,达其用,二者缺一不备。

在《论语》中,孔子还讨论了《诗》的各种功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兴”是情感的抒发,《礼记·王制》中探讨学《诗》的最好时机是在春天,春天万物萌动,是一个生长的时节,诗的情感之“兴”和大自然的生发可以统一起来。“观”是什么?“观”是看天地万物,古代没有博物教育,观四方之诗就能懂得四方的风土民情。“群”是大家在一起交往时赋诗;“怨”是吐槽,优雅的吐槽。兴观群怨,是《诗》各方面的功能。

关于孔子的诗教,我们再来看孔子与弟子的几次对话。一次是和子贡的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子贡说的这句话是值得玩味的——子贡是春秋首富,“贫而无谄”和子贡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属于“富而无骄”这个层面的。所以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子贡和颜回的一个隐性的对比,这种事情在《论语》中发生过好几回,到最后孔子甚至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公冶长》)。《论语》中对颜回、子贡、子路这三个弟子的记载带有一定的象征性和寓言性,颜回道德高,子贡智商、情商双商皆高,子路英勇无畏以这三个人象征着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我们不要简单地把《论语》中的人物形象都理解为实录,中国古书是实录和寓言的交织,《论语》是偏重实录而带有寓言的特点,《庄子》偏重寓言但也不排除实录的内涵,虚实之间不要看得太死,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才有意思。回到这句话,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翻译成现在一句杀伤力特别强的话,就是“还行吧”,这句话说完子贡就蔫了——怎么就还行了?我觉得我不错。于是孔子就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有观点认为这里缺了一字,应该是“贫而乐道”。)与子贡说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相比,孔子所说的境界体现出更为高远的追求,这句话是勉励子贡的。但请注意,“贫而乐”,颜回做到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孔子虽然没有明说,但仔细一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子贡和颜回比还差得远,要向颜回学习。那一刻子贡心里明白了,自己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个缺陷有多大呢?子贡对自己有信心。孔子不明说,子贡也不明说,他用《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什么是切、磋、琢、磨?“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尔雅·释器》),这是一个不断打磨的过程,打磨的前提是有兽骨、象牙、玉器和好看的石头作为基础。子贡引用《诗经》这句话,表明虽然自己需要进一步提升,但也有信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能够追上颜回。这是很得体的一句话,既表达了自己努力的愿望,也不是妄自菲薄。这就是子贡的举一反三,体现出孔门诗教中师生对答之间的默契神会,是很精彩的。
还有一个子夏的例子: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是孔子晚年的学生,比孔子小好多岁,还是一个青年。他看到《诗经》中描写女孩子的诗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很感兴趣,就问老师:“何谓也?”孔子会给他怎样的解答呢?我们先来分析这首诗。

“倩”是笑的样子,“巧笑”相对于傻笑,是一种灵巧而不放纵的笑;“美日盼兮”,“盼”是眼光流转的动态,顾盼生姿。马融解释说:“倩,笑貌。盼,动目貌。绚,文貌。”毛亨的解释更加朴素:“倩,好口辅。盼,黑白分。”“好口辅”就是有一个好看的嘴和腮帮子,“黑白分”就是眼睛黑白分明,这体现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审美观——古人描绘女子的美貌,先要有一个“质”,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底子,才能有美的表情。我们从中可以抽取出一个道理:任何外在的美都要有内在的底色作为基础。

因此,孔子的回答是“绘事后素”,“绘”是外在的装饰,“素”是底子,想要有好的装饰,先要有好的底色,想在墙上画出花纹的前提是有一堵白墙,若是“粪土之墙”就画不出来。孔子从中提炼出规律——底色是最重要的,这句话讲的是先天底色和后天修养之间的关系,也就这涉及到孔子思想中最根本性的一对命题:仁和礼。在孔子看来,礼是外在的修养和装饰,仁是内心的诚意与真实,如果没有内在“仁”的底子,外在的修养就可能沦为虚伪。子夏懂得孔子的深意,他马上说“礼后乎?”礼在后面,仁在前面,底色最重要,这就是朱熹说的“礼必以忠信为质”。
在孔子师生对话中,我们看到一种灵动的诗意,也看到孔门诗教探本溯源、把握根本的文化追求。春秋末年,礼仍然萦绕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已渐渐沦为一种形式主义,丧失了礼的精神。孔子强调仁作为礼的根本,为礼注入内在在精神,鲜明地体现出他对于时代的回应。孔子通过灵动的教育和思考进行着本质性的文化探究,这是非常令人神往的。对于仁和礼的追问,在今天也有启示意义,质和文、内心的情感和外在的规范如何统一,是具有永恒价值的问题。
四、孔子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 
在贵族垄断教育的背景下,孔子通过平民教育吸引、影响了大量士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根据汉人的注释,“朋”指的就是弟子。古人出远门是非常艰难的事情,“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弟子之所以不远千里向孔子求学,一方面因为孔子的德行学问具有感召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孔子平民教育给弟子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教育机会。

孔子在从事教育的同时,亦积极参与政治,但政治世界给孔子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屈辱和伤害。在孔子之前,没有谁像他这样积极闯荡,虽然有很响亮的名声,但到哪里都是被嘲讽,到哪里都是不得志。“杀夫子者无罪,籍夫子者不禁”,想伤害他的人没有错,想为难他的人也不会被阻拦。孔子周游列国,晚年回到鲁国,对政治已经彻底失望。在那样的时代中,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和追求,他选择了另外的一条途径,那就是教育。

在政治上,孔子是前所未有的失败者,但在教育的世界中,孔子却是前所未有的成功者。我们常说孔子弟子三千,这三千弟子在孔子身后把知识、教育播撒向中华大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历史经历的一个最为本质的变化——教育的普及使平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左传》中春秋242年的历史上,登场的平民寥寥无几,我们熟悉的仅有曹刿论战。但到了战国,中国社会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阶级突破,这是通过教育所达到的一次平等的跨越。这一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影响到今天。
孔子的教育思想与他所追寻的精神,他所提出的生命方向、伦理规则和社会规范,前所未有地影响着中国,塑造着历史,奠定着中国国民性中的基本特质。在这一方面,孔子也是前所未有的成功者。

教育思想是我们理解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一方面,我们能从中看到孔子在教育中所展现出的生命真实,另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孔子教育中所体现出的仁爱与智慧。最后,我们也能从中深切理解孔子的历史意义与历史贡献。
文章

来源:
《国学要义精讲读》,钱婉约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


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训诂学、《说文》学研究,章黄国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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