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汪洋 意料之中的意外  艺术汇

他那永不停歇的喧嚣与躁动完全来自一颗永不停歇的心。...





弗朗西斯·培根是英国当代绘画三杰之首，与卢西安·弗洛伊德、大卫·霍克尼齐名。如果说弗洛伊德是深居简出的炼金师，那么，培根则是昼伏夜出的盗猎者。如果说霍克尼是一名绘画圈里的老顽童，那么，培根则是绘画圈里的坏小子。而且，培根最是以破坏者自居，也最是背对观者的画家，同时背对浮华，甚至背对名望（包括批评和赞扬），他那永不停歇的喧嚣与躁动完全来自一颗永不停歇的心。

也许是一个偶然，在英伦的文化艺术史上，存在着两位弗朗西斯·培根。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哲人、文学家，其著作富含哲理，思想深邃、影响至深。另一位则是饱受争议的画家，其作品丑陋到面目可憎、狂怪到不可理喻。而且，画家培根是哲人培根的兄长尼古拉斯·培根的后裔。同一个家族，同一个姓名，相距三百年之遥却是大相径庭的两个极端。关于画家培根，时至今日仍旧是褒贬不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当代欧洲乃至于世界的绘画发展，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就像是每年汛期的尼罗河水，既冲垮了房舍也肥沃了土地。纵观承载艺术的历史，从来就不是一部循规蹈矩的历史。因为每过一段时期，总会时不时地出现几位藐视既定规则的艺术家，例如戈雅、梵高、杜尚以及培根，他们均是属于离经叛道的狂悖之徒。对于前辈而言，他们破坏者，对于同辈而言，他们是先行者，对于后辈而言，他们是开创者。其实，不同的定义都是在不同的侧面肯定着他们不同以往的影响力。



弗朗西斯·培根《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头像研究》1967 年

不平凡的人生往往总是依从平凡的开始。1909 年，培根出生在都柏林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十几岁时随家人从爱尔兰迁居到伦敦。他的绘画技艺基本上属于自学成才，只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得到过澳大利亚画家罗伊·德·梅斯特的短期指导。他在青年时期从事过室内设计和家具设计，待到二战从之后才决意走上职业画家道路。二战以后的新时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媒体，诸如摄影、摄像、电影、电视等等，并逐渐开始霸占人们的视觉。如何从影像当中剥离出绘画的意味，成为新一代画家的首要课题，尤其是选择具象绘画的画家。独立独行的培根游走于多种“主义”的边缘，他的绘画方法独具一格，无法归类进任何一个画派。由于没有科班的专业培训，所以他的造型能力和塑造手法一直是备受世人诟病的地方。不过，他并不在意来自他人的讥笑和嘲讽，他曾坦言：“在绘画方面，我们总是保留太多习惯，我们删除的永远都嫌不够……”。被他所删除的不仅仅是针对来自学院派的基本规则，此外还有某些传统绘画习惯，以及形成这些习惯的既定模式。而且他还会故意地“删除”自己不成熟的作品，因此，现在只能看到其极少的未被销毁的早期作品。通过一些得以确认的早期作品，人们可以看出，他也是相继受到了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有着相应地艺术演变过程，直至 40 岁以后才建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面貌。人物画是他一生所专研的主题，一方面借鉴既定图像或照片的模式，一方面遵循自身的感受，其间夹杂了卡夫卡式的隐喻和贝克特式的荒谬，此外还有难以遏制的狂暴。他一边张扬自己的戾仄情绪，一边隐藏自己的私下欲望，在纠结与矛盾的夹缝当中探究人性的另一面。

绘制于 1967 年的小幅油画《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头像研究》，边长也就不过 30 余厘米。画面上的油彩涂抹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也记载了培根与弗洛伊德之间的一段真实友谊，同时也是两位当代绘画大师的另一种对话。在与其他作品的相较之下，这幅头像作品还是相对中规中矩的一幅，但依旧还是刺激着敏感的神经。整幅画面依照标准肖像的构图，但却隐没了具体的五官以及形象特征，除此以外，均与传统意义上肖像画截然相反。弗洛伊德坐在其画布对面时，更多的是提供某种提示，而不是样貌的标准。于是，观者看到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镜像反射般的映照，当然也不是画家的凭空冥想。一贯熟悉的面孔变得异化，没有客观写实，没有装饰效果，甚至没有如实的线条。流转的笔触没有来由，在肆意澎湃的同时扭曲了形象，却掩盖不了画家的敏感。暗红色的肌肤配置以翠绿色的衣物，再加上浪花般的白色，这样的色彩组织看似不羁、非常随意，实则已然暗自平衡了色域以及色度的对比。晦暗、深沉的背景却也是一片波澜不惊的平和，凸显主体形象的动感，而且凝聚一种虚无。背景越是平和，形象就越发显得悸动，于是，即便是原应安静的肖像也仿佛置于奔腾的气流当中。

通常来说，每当人们看到丑陋的、怪异的，或是与公认的审美观念相悖的画面时，总是会在嗤之以鼻后拂袖而去。但是，培根的画面却是一个例外，只需要在转身之前的短短一瞬间，就能够产生使人过目难忘的印象，无论看到的人是鉴评人士还是市井百姓，看到后的感受是厌恶还是喜欢，一概如是。把作品命名为“头像研究”，其实，往往是对自我的绝佳“研究”。对于培根画作的阐释，米兰·昆德拉这样表述道：“在培根的画作里，毕加索游戏式的欢愉换成了惊讶（或者恐惧），他看到的是我们的存在，是我们的物质性、肉体性的存在。……培根的肖像画是对于‘我’的界限的质问。一个个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自己？一个被爱的生命体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一个被爱的生命体？一张可亲的脸在疾病里，在疯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渐行渐远，这张脸依然可辨吗？‘我’不再是‘我’的边界在哪里？”是的，在结束掉毕加索式的欢愉之后，他将绘画带到了陌生的境遇里，在种种没有肯定答案的追问下，画家一直在画面间寻找“自我”与“非我”。观看其画作，仿佛是在重温《恶之花》当中的某个章节，观者疑惑和不解的目光始终跟随着画家的笔触行进着。如此扭曲的五官和身体在画面之上，让人感觉到不仅仅是一种惊讶，更多的是一种恐慌。如果是一个常人，即便是遭受到酷刑的折磨，也不会落得如此尊容吧。不过，这终究是一幅绘画作品，无关邪恶或良善，以及日常道德的界定。只有画家的思维超出了基本的常规，打破既定的藩篱，甚至是故意冲撞常人心底的那一道审美底线。

在培根的画面上，观者似乎感受到了一位狂躁病患者的气息，可是实际上，画家还是稳稳地把控着实际的作画状态。法国作家米歇尔·莱里斯这样论述：“在绘画与歇斯底里之间存在着很特殊的联系。这很简单，绘画需要在表现的形式下突显出存在······这不是画家的歇斯底里，而是绘画的。卑鄙从此变得冠冕堂皇，而人生的恐惧变得纯粹和尖锐······”。是的，他人眼里歇斯底里般的发泄，在培根看来却是一种绝佳的抒情，一种惊恐也是一种亢奋，力图把内心积攒已久的情绪外化成一幅令人匪夷所思的图像或是错愕讶异的形象。与其说，他的画作表露出的是一种可怕与狰狞，倒不如说是深陷某种苦痛与沉郁。他人竭力躲避的情绪，反倒成为了他乐此不疲的精神体验。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在经历过心灵上的苦痛之后或是陷入沉郁之中，才能领悟到绘画的真谛。在这一点上，他与米开朗基罗的观点不谋而合，均是藐视那些甜品般的快乐，而且坚信“一万个快乐也抵不过一个痛苦”。

1969 年，培根再次以弗洛伊德为模特，创作了尺幅巨大的《卢西安·弗洛伊德三联习作》组画。2013 年 11 月，这套三联油画组画在纽约嘉士德拍卖公司成功落锤，以 1.424 亿美元的惊人价格交易，成为了当时全世界最昂贵的艺术品。也许，这只是商业运作上的利益快感，是画家并不以为意的外在认可，也许，他所在意的、需要用尽一生时间所要追寻的，可能只是与一场与“意外”的简单相遇。（撰文：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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